1949年的正月初六，我们结婚了，那年我十九岁。婚礼时他穿西装，我穿大红黄花的织锦缎旗袍，头上戴朵花，妈妈叫我“开脸”，我不肯，化化妆就算了。当天中午，我父母在我们家摆了两桌酒，只请我们这边的亲戚朋友，他一个人过来接，而他父母不过来的。来吃酒的人用红纸包点钱，当时叫“送人情”。饭后，他叫来一辆出租车，我们俩坐上，我的嫁妆不多，就两条被子、一对枕头和一个箱子。晚饭时，他们家也摆了两桌酒，请他们家的亲戚朋友，我爸妈也不过去的，也没什么伴娘之类。我们在长乐路516弄20号的亭子间安了家，阿婆用两条小黄鱼从二房东那里顶下来的，每月还要付房租。丈夫工资蛮高的，从怀孕开始我就不去工作了。
口述者年轻时的画像
5月的一个晚上，弄堂里许多人家的男人衣服都被偷光了，我们家也给偷了。走到街角的花园一看，那里堆满了国民党军衣，原来是国民党军人偷的，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一夜之间都逃光了。早上起来一看，马路上非常安静，到处都是解放军，还有一些小青年去欢迎。解放军来了，也许有钱人害怕，但我们既不害怕，也没感到有什么变化。当年12月，我生下大女儿。
1950年，孩子刚三个月大，波兰侨民索妮娅就介绍我去长乐路给一位白俄人工作。她叫妮克洛芙，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孤老太，住在锦江饭店附近，房子就像联体别墅一样，楼上楼下都是她的，底楼是一个很小的葡萄酒厂，卧室在二楼。酒是她自己做的，品名就用她自己的名字，她的照片也印在商标上，她家有几十个大酒桶，她打算把酿好的酒卖完就不做了。我和她一起装酒，拧开大木桶上的龙头，把酒装进玻璃瓶，再用塞子封酒瓶的口。葡萄酒的瓶口要密封好才能保持它的风味，木塞要用印度进口的软木，把木头煮软之后才能用，木塞要塞满整个瓶口，然后再把瓶口放在做瓷器的釉中蘸一下，瓶口就封好了。等到要开封的时候，先把外面的瓷敲碎，再拔木头。酒装好了，贴上商标就可以出卖了，到时会有商店的人来搬。
妮克洛芙应该是典型的白俄，还把沙皇的照片给我看，手掌放在脖子上说：“共产党把皇帝全家杀了。”她也不敢多说，只是说俄国共产党不好。她长得很壮实，就像男人一样，走路做事也风风火火的。周围的俄罗斯人都说她脾气很坏，但我认为她性格是很直爽，但为人不错。我和她关系挺好的，她说“姑娘莎”这个名字不好听，又给我取了个完全的俄式名字，叫“捷妮娅”，我叫她Madam。她后来告诉我，过去她也请过两个中国人，但那人白天来赚钱，晚上就带人来抢劫，所以她后来不敢请中国人了，只能一个人干，而且从那以后才开始养狼狗的。狗对她也很忠心，如果老太生病，狗也不吃东西。她看我善良勤劳，总是感叹说：“捷妮娅，我早点碰到你就好啦！”
她只雇了我一个工人。我家离她家很近，我仍然是早出晚归，中午回家吃饭，不在她家吃饭，工资比上一家要多多了。我一般不帮她做家务，只是有时也帮她喂喂狗，隔两三天做一次狗食，将一斤半牛肉、一些面包和马铃薯、胡萝卜、洋葱各两个混在一起煮煮，再拌点鸡蛋。装好一桶酒，她很开心，往往拿两杯酒来和我干杯，还喜欢大声唱歌。每天早上起来，她也常常唱歌，她的嗓子非常好。我们每天在一起干活挺开心的，傍晚她遛狗时也常弯到我家，再和我说说话。
1951年下半年，妮克洛芙也要去澳大利亚了，也是从香港转乘。她不仅要带许多行李，还要把养了多年的两条狼狗带去。她恐怕一个人照顾不了，希望我把她送到香港，她说：“你什么都不用带，到了香港我给你买好衣服穿回来。”当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也没什么事做，就同意了，甚至把赴香港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我先生坚决反对，说：“你不回来怎么办啊？”结果我终于没跟她走。她临走前又要我陪她住几天，我有孩子也做不到，就叫弟媳妇去陪了些日子。我把她送到火车站，她带了三个极大的木箱，包括红木家具都带走了，当然她也送给我许多东西。听说她到澳大利亚后不久就过世了，临终将一笔巨款捐给了教堂。
1951年生好第二个女孩，有一段时间我失业在家。1952年，外国人纷纷离开上海，犹太人医院也解散了，我先生拿到五百多元解散费，也失业了。1954年，我生了老三，是个男孩。老公叫我回老家去陪陪阿婆，我说我是在上海长大的，我不会做农活，而丈夫坚持要我去，家里确实也困难，不久，我们夫妻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乡下去了。
阿婆过日子非常节省，家里有很多稻子、麦子，却舍不得给孩子吃，做了馒头，就不肯做粥了。老三奶不够吃，不舍得烧粥，就用一个砂罐放把米和水，再塞进灶膛煨，要煨很久变成粥才能给孩子吃。男人又要吃酒又要抽烟，更加住不惯，他就先回上海了。几个月后，我妈写信来，告诉我三星糖果厂要招工了，叫我快回上海。阿婆说：“怎么刚来就要走了？我也没钱给你们买船票呀。”当时我也没钱了，就对她说：“你把麦子拿去卖掉点不就有钱了吗？我也不会种田，这么多人坐着吃，不几天就能把你的粮食吃光。还不如让我回上海赚钱呢。”阿婆没办法，装了两袋麦子，托邻居的小青年卖掉，换了钱给我买船票。我们从南通上船，还是那个小青年送我们到码头，记得当时下着绵绵细雨，我领着三个孩子，一路艰辛。回到上海，老公还很不满意，说：“你怎么也来啦？”
1956年，我进入三星糖果厂做工人。进厂前要考技术，我长久不做这个工作了，这种糖的包法和我小时候做过的也完全不一样，我先买一斤糖来练，拆开来再包起来，然后再去考。考试时要包两种糖，一种方一种圆，工头在旁边看，还要记分。毕竟我以前做过，基本功还是有的，我考了85分，所以最后考取了，一百个人报名，只招二十个人，考取很不容易的。那个厂相当大，有一百多工人，每天两班倒，一班做七个小时，做好的产品要过秤，然后按数量、质量将工人评为三等，等级不同，工资也不同，多劳多得。我手脚快，总被评为一等，所以待遇也挺不错。因为是做食品的，工人每年还要检查身体，下班时当然也不能在门口抄身了。总之，比解放前的糖果厂好多了。
我因为孩子多，白天要做家务，往往睡觉不足，所以上夜班时就要打瞌睡。车间里没有拿摩温了，但我也不能打瞌睡呀，我就抢着做重活。比如做水果糖，要在电炉上把蜡化掉，然后抓一把糖在蜡上蘸一下，再翻过来蘸一下才能封口。这个工作比较累，大家都不要做，但我一做重活就不会打瞌睡，所以抢着做。后来我怀孕了，不用上夜班，只上常日班。年末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里开大会，奖给我一个钢精锅子，我挺着个大肚子，摇摇晃晃上去领奖，真不好意思。然而，第二年春天糖果厂就迁到南京去了，有的夫妻都在这家厂做，便一起跟到南京去。我男人在上海，只能不做了。1957年，老四出生，又是个男孩。
犹太医生走前，曾把许多牙科器械都送给江浚深。这时他一边打零工一边去夜校进修，学费每个月要二十元，那段时间家里挺困难的，把积蓄都用光了。他考上执照后，在自家的亭子间开了一家很小的牙科诊所，在弄堂口挂一块招牌，叫“江浚深牙科医生”。亭子间只有十一平方米，一把牙科椅子就占了半间，我们只能把大床拆了，大家睡地铺，挂块帘子拦小半间吃吃饭。因为他技术不错，人也长得干干净净的，周围的人都喜欢叫他看。
但诊所开在亭子间毕竟不好，病人上门要爬很陡的楼梯，房间又小，用水和处理污水也不方便，工作时小孩还在旁边哭哭叫叫。当年的犹太人医院就在我家附近，医院关门后，有家姓郭的搬来住在楼上。当时街道办起扫盲班，请郭家的女儿当老师，她女儿生过小儿麻痹症，腿不太好，所以郭太太要每天接送女儿。当时我也去扫盲班读书，看他们太麻烦，就主动帮郭太太接送女儿，一来二去就熟悉了。郭太太到我家来，看到我们住房这么困难，又因为我帮她忙，她很感动，便主动提出把她家后门口的一小块地方让给我们开诊所。房间虽然不大，但很正气，那里原来是犹太人医院的门房间，所以很适合开诊所。诊所离我家也不远，先生回家吃饭，就叫女儿在里面看看。后来通过房管所将这一小间正式划归我家，房产证做在我先生名下，由我家付两元租金。
1958年，经由索妮娅介绍，我又到另外一家白俄人家里干活。那家有三位老人，房子也类似连体别墅，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妻住在楼下，老先生叫别恰，老太太也叫塔妮娅，而老太太的哥哥住在楼上。别恰长得瘦瘦的，从国泰电影院到锦江饭店，淮海路上一大片房子都归他管，但他不是房产商，只是管理房子，还是靠工资生活的。他常对我说：“捷妮娅，你们中国人能干的不多，很多中国人太懒。我来上海时只有一条军毯，现在你看看我！”听说他先从俄罗斯逃出，后来才把老太太接来的，他们在上海住了三十年。塔妮娅长得很胖，有三百多斤，一部黄包车只能坐她一个人，而且一坐上去就会把轮胎压扁。她还很能吃，我给她烤一只鸭，一会儿她就吃掉了，所以越来越胖。因为塔妮娅太胖了，小孩子会跟着笑闹，所以她也不愿意出去买东西，只是在晚上出去遛遛狗。
当时，在上海的俄罗斯人只和本国人来往，他们不会说中国话，三个老人几乎没有娱乐活动，连电影也不看。解放后，政治运动和他们不相干，他们好像也不太害怕，别恰仍每天出去工作，生活仍照常进行。而上海人似乎都会说点洋泾浜英文，面包、鸡蛋都有人送到家，裁缝、理发师也到家里做，听说那些人为他们服务几十年了。
我每天早上去，中午仍回家吃饭，一般下午四点回家。我帮他们打扫清洁，也帮他们做饭、买东西。因为他们都是长辈，我也不方便叫他们名字，就叫Master或Madam，叫老太太的哥哥brother，他们就叫我俄式名字捷妮娅。塔妮娅伸着大拇指说：“妮克洛芙脾气那么坏，你能给她干那么久，一定是很耐心很善良的人。”我做事守规矩，所以他们很信任我，他们家明显比约西卡家有钱，一叠叠五元的人民币就放在桌上，也从来不锁。他们常说：“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那家人也非常好，我也常带两个女儿去他家玩。塔妮娅最欢喜我的大女儿咪咪，每次都要抱着她亲个不停。每天面包房送面包来，老太太总是把吃剩的面包扔掉，再把新鲜的面包分给我，说：“带回去给咪咪和丽丽吃。”有时她会把一瓶油或一袋奶粉塞进我包里。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很多人家粮不够吃，只能煮菜粥吃，我们家虽有这么多小孩，但孩子们都没吃什么苦。
我有空时，也跟两个老人聊聊天。别恰曾说：“我在淮海路电车站看到日本人痛打中国人，旁边许多中国人，谁也不敢上去。我上去把日本人一拉，日本人就不打了。中国人太不团结了。”我说：“中国人是不敢上去的，因为日本人专门欺负中国人，他们怕西洋人，尽管他听不懂你的话，但只要是洋人面孔，他就不敢怎么样了。”我虽然这样回答他，但也想起小时候被巡捕搜查，周围的工友就全部逃掉了，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帮我作证，其实我心里也认为中国人的确不够团结。我看到他家也有沙皇的照片，塔妮娅赶紧藏好，她有点紧张地说：“捷妮娅，你不要告诉别人。共产党把皇帝的小孩都杀了，我很伤心，也很害怕。”
1960年10月，要生第五个孩子了，我才不去他们家的。小女儿还没满月，有一天，塔妮娅就跑到我家楼下来大声叫我的名字，原来她人太胖，爬不上楼梯，想叫我下来说两句话。她说： 他们也要到澳大利亚去了，订的是11月的船票，问我能否去帮她清理东西、打打包。一开始我叫姐姐去，小孩满月后，我也去帮忙了，因为特别近，当中可回来给毛毛头喂奶。他们从银行里取出一捆捆的美金，各种东西装满两个巨大的箱子。我送他们到码头，看着海轮启航。后来塔妮娅还写信给上海的中国朋友，信中问我好，还问候我的大女儿咪咪和小毛头。但听说不久塔妮娅也过世了。
我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和妈妈不一样，我的五个孩子都在医院生的，而且就像鸡生蛋一样顺利。那个时候我要工作，又要带小孩，回来还要做家务，确实蛮苦的。毛毛头有时托人管管，有时由大孩子照顾，男人管着自家的诊所，空时也可看看孩子，就这么把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拖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