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年政治运动的影响，采访对象往往会有许多顾虑。笔者曾通过朋友找到一位解放前在国民党机关供职的女性，解放后她的命运可想而知，其拒绝应该说不出所料。但有些普通的口述者也会心有余悸，有些担心甚至可能令采访者匪夷所思。陈女士曾在日资企业工作，前两次采访问起日本同事的名字，她总是说“不记得了”。最后一次访谈，她却说：“我怎么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她说： 我们车间的工头是日本人，他叫二本松，他老婆名叫千代子，也在厂里工作，大家叫她为奥さん（夫人）。还有一个职员叫望月，是中日混血儿，她母亲是中国人，在青岛与日本人生下她，所以她不仅会说日语，而且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平时我们一起干活，工间休息的时候，日本工头夫妻、望月也和我们玩在一起，那时他们还给我起个绰号叫“どんぐりさん”（大眼睛），但开玩笑只在休息时，一到工作时又恢复严肃的样子。我们关系还不错。有一次千代子请我和几位女工到她家玩，我们去看了看，他们家住在天福里。她还曾请我们去她家吃饭，我不肯去，因为给其他工人知道要说我的。遇到其他车间的工头，他们对我也蛮客气的。平时工人经过厂长办公室门口，他会主动向我们点点头或笑笑，中国工人也无须向他们鞠躬。……我在那家厂一直做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日本投降以后，日本人都被集中关到提篮桥监狱，二本松还托人带信给我。我当时刚生下大女儿，拎着点心抱着孩子去看他们夫妻。他们很感动。二本松伤感地说：“过段时间我们就要被遣送回日本了，以后我们可能要没饭吃了，如果到上海讨饭，你还会给点饭吃吗？”我说：“那肯定会给的。”千代子总想生孩子，但一直没有生育，在上海时她做了许多小孩衣服鞋子，这时一大包都送给我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这些衣服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三，穿了好多年。以下口述资料皆摘自《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不再一一作注。
在上述谈话以后，陈女士又有所担心了。最后定稿时她问： 谈到过去与日本人的友好关系，会不会影响其儿孙的前程？笔者经历过查三代的严酷时代，并不觉得她的疑问可笑，只能耐心地解释：“你所交往的不过是日本人民的一部分，没有任何政治色彩，民间的友好交往总是被鼓励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根本不会成为问题，不会再根据一些文字整人。何况我们这本书除了历史专业的学者阅读外，不可能成为畅销书，未必会有多大的影响。”而对这样的顾虑，“80后”以下的年轻人恐怕就难以理解了。
因采访对象的不同，还会有其他意想不到的阻碍。向女士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她和丈夫的恋情产生于并肩从事地下斗争时。她说： 上海解放前我和王鼎成已相知很深，但从未表白，两人一直保持着纯洁的战友关系。1946年，就在福利会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之时，一位同志被派往外地从事地下工作。他曾领导我们工作，所以也知道王鼎成和我的关系。一个风雨之夜，王鼎成送他到码头，握别时他说：“向顷是个好姑娘，希望你们俩将来能结合。”但直到我出狱后才听说此事，而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
向女士的性格非常沉稳，即使讲述上酷刑的经历也不动声色，但讲到这件往事时，她动了感情，说“那天一夜风雨”，整理时我也很难准确地表达出她的感情。她清楚地记得那位领导的名字，也知道他被派往何地，最后在50年代牺牲。采访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党史中很重要的一个细节，然而最后定稿时向女士提出删去这一段，说“这是党的秘密”。我曾试图说服她，说历史档案一般在五十年后就解密了，并给她看中央台《看见》栏目所做的朱枫朱枫（1905—1950），女，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原名朱谌之，参加革命后改名。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富裕人家，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冬，朱谌之被派往台湾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在出色完成任务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50年6月10日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枪杀，年仅四十五岁。2011年7月14日，骨灰安葬于浙江镇海革命烈士陵园。烈士专题，既然朱枫这样的大人物已不算秘密，其他人更没有关系了。但由于口述者的坚持，我也十分尊重这些老革命对党的忠诚，最后达成妥协： 隐去这位同志的姓名，也去掉地名，尽管至今我仍十分惋惜。
总之，取得口述者的信任，采访便成功了一半，而要取得口述者的信任，采访者需要充分展示自己的坦诚与认真。访谈后将整理好的文本及时交给口述者及其家属审核修改，随时虚心听取口述者的意见，也能取得对方的信任。访谈结束以后，仍要继续做采访对象的思想工作，以取得本人及其家属的信任，在文本接近出版之时，更要防止出现采访成功却不同意发表的结果。积极争取部分文本的发表，积极争取国家及地方对本项目的支持，使成果尽早出版，明朗的前景亦有助于说明本项目的学术意义。
二、 口述史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一） 团队的组建与培训
2011年，借申报上海市教委大学生创新项目的时机，依托本校古典文献2009级本科生，组建了一个团队，不等项目的批准，我们便开始全面的工作。本团队的核心成员是五位本科生，另有一位博士生和两位硕士生，及两位已就业的本校学生。最初要求必须要有合适的采访对象方能加入小组，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吸纳了不带采访对象的学生。在寻找对象时，年轻的本科生只会找本家长辈，或等待老师“派活”，几乎不会主动向外开拓，因而在这方面难以得到团队的帮助。
在采访全面铺开之前，主要根据台湾学者游鉴明的经验，我做了一个PPT文件，对学生进行了培训，鉴于采访对象有不少纺织女工，又带他们到上海纺织博物馆参观。也许团队成员对找到采访对象的艰辛并没有切身体会，也许由于他们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工作，在培训时往往有点掉以轻心，以为这是非常简单的工作。然而真正独立去做时又格外吃力，有的过于畏缩木讷，只是被动地倾听，不知如何提问，也不知如何与老人交往。仅有两位女生能迅速与老人建立好感，使采访顺利进行。问题不仅与采访经验相关，有时也有性格的因素，当然由于不够重视也会马虎应付。由于这个项目必须让学生实践，我不得不给每一位同学指派任务，为保证口述史的质量，我带每一位核心成员做第一次采访，然后又亲自采访每一位对象，并重新整理每个文本。
回顾团队组建的经历，笔者有如下教训： （1）采访者最好仅比口述者小一代。由于本项目的采访对象皆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仅不知道旧上海的俗语，也不知道“三反”、“五反”“三反”指在机关、学校等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五反”指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与“反右”等运动，甚至对“文革”也十分隔膜，在访谈中，曾有学生天真地问老人：“毛主席和刘少奇谁大？”采访者过于年轻，也会对人情世故知之甚少，缺乏理解老人的心理准备，因而很难找到共同语言。采访向女士时，第一次我带学生去，交谈甚欢。第二次让学生自己去，事先也作了相当的预案，但次日即接到其家属的电话，说老太太和学生谈不起来，希望仍和我谈。由于这是一位难得的采访对象，我只得亲自前往，前后共谈了八次。（2）做采访工作需要广泛的兴趣。有的学生学习成绩不错，也很听老师的话，但他们往往不喜欢看报读课外书，对考试以外的事情甚少兴趣，因而知识面窄，只知死读书，在采访时便难以找到合适的问题。（3）性格过于羞怯的人不适合做采访工作。口述史的采访首先必须建立双方的互信，老人都有一定的戒备感，而采访者的主动亲切非常重要，看似无用的寒暄却能打破陌生感，如果采访者过于羞怯或沉默，很快就会使采访陷入僵局。
然而，口述史这项事业前景不明，很难吸引素质高年纪大的学者从事，笔者以为，在经过充分的培训之后，也可以吸纳年轻人参与，但事先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经过多次的采访，我们团队的年轻人也逐渐成长起来。这个项目得以最后完成，首先得感谢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相信各位通过这一工作，也有不同的收获。
（二） 工作程序
由于国内口述史的研究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无论访谈还是文本整理都少有借鉴，经过多年的探索，本项目才逐渐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工作规范。
确定采访对象，从本项目的经历来看，经口述者同龄人的介绍，一般成功率较高。
采访前的准备工作。确定采访对象及时间之后作案头准备： 包括收集采访对象的资料，了解相关的时代背景，设计采访提纲及问题。
每个个案完成时都有数个录音文件，这些录音文件将提交给相关图书馆或档案馆。
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稿。在各个主题之下依时间先后顺序加以整理；整理文本的同时做出相关注释，插入有关照片、图片。
定稿须交口述者审核，并请其签署公开发表的委托书，必要时委托书可由家属代理。为保证真实性，一律用真名发表，并附有口述者的照片。
本项目研究期间，可在相关杂志上发表陆续完成的个案。
将定稿整理成书，在做好每个个案的基础上，总结上海职业妇女的特点，写出有质量的论文。
由于经费的短缺，我们不可能拍摄视频，但作为文本的基础与证据，录音是非常重要的，也相对容易办到。视口述者的故事长短，录音文件可有数个。由于本团队的成员大多初次做这项工作，他们对历史细节未必敏感，因而在审阅文本时，负责人重听每一段录音，尤其是那些未参与的采访录音，这样才能给下一步采访提出有用的建议，也才能整理好文本。
（三） 访谈的成功因素
按笔者的经验，一次成功女性口述史访谈往往具有下列要素： 采访者具有社会性别的意识，采取闲聊的方式，追问细节，一边访谈一边从事案头工作。
1. 采访者需具有社会性别意识
由于本项目以老年妇女作为采访对象，口述者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在访谈初期她们都会强调自己的生涯是卑微的，没什么可谈，即在大众心目中历史仅属于伟人，而在女性心中，历史仅属于男人。接受社会性别理论的采访者会有意识地加以引导，使口述者看到女性也有值得骄傲的往事，采访才会逐步深入。数次采访之后，几乎所有的口述者都会充满自信，意识到自己对家庭是有贡献的，自己的生涯是很有意义的。退休女工叶女士曾担任女工委员，退休后也是老年人活动的组织者，而她总说自己太普通。但她的讲述就使我们看到： 在家庭的重大抉择面前，她比男人还敢于决断。1979年她的两个儿子相继考上大学，她说： 当时我已经退休，每月只有六十多块，老头也快退休了，经济上就紧张了。老头说让小儿子顶替我到厂里做算了，我觉得小儿子读书这么好，怎么也不肯。我们全家五个人，认认真真开了个家庭会议，我说：“就是给人家做佣人，我也要帮伊四年读好书。”老头没办法，大家商量着如何节约过日子。……我先在别的厂看过煤渣、管过脚踏车，后来又经老姐妹介绍，到海宁路一家工厂的食堂做杂务，一直做到六十九岁。日子就这么过来了，等到小儿子大学毕业，女儿也自学法律，通过自考取得大学文凭，后来调到虹口区审计局工作，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一直说得很开心的口述者，在这时眼圈红了，掉下眼泪。尽管这位老太太没上过几年书，但她的明智令笔者感叹。普通的退休女工也往往说出人生哲理，陈女士说： 我吃了许多苦，现在身体很好，关键是心态好。八十多年来，有许多人帮助过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向人缘不错，现在邻居也对我很关心。我想告诉小辈，做人要有良心，只做好事，对别人不能苛刻，如果别人对自己苛刻，也不要多发牢骚，放在心里就行了。小辈能这样我就满足了。
杨女士出身法租界中的贫困家庭，十一岁当童工，后来曾在外国人家里做工，不识字的女人却绝顶聪明，和外国人交往一两年，她就能说俄语、波兰语，勤勤恳恳工作一辈子，将五个孩子培育成材。她常说：“我要是识字就好了！”她的叙述往往令我感受到一种坚韧的力量： 我现在生活得不错……我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所以更珍惜现在。对于小辈，我只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从我的经历来说，我认为： 做人不能虚伪，而要老老实实做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别人再好也不要眼红，只要自己努力，总能过上好日子的。
但是，是否能以采访者自己的思想来取代口述者的叙述呢？笔者以为，虽然口述历史有极大的主观性，但它毕竟是一种原始的历史资料，采访整理者始终必须忠于口述者的本意，而不能将自己当下的思想语言强加给上一代人。在整理裔女士口述史时，因为文中有“女同志总归气量比较小”，一位资深女性史研究者指出这不符合社会性别理论，提出修改。尽管最后以删去达成妥协，但我以为，那一代人产生这样的表述是真实的，往往许多女性都会自觉地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忠实地记录下来，正可以从社会性别角度来分析。
2. 访谈采取闲聊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