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陆续有很多小厂并进来，并进中棉染织厂以后，就用这个厂名了，员工达到一千多名，厂长是上面派来的，中层干部都是我们老厂的，大家关系都很不错。家搬到裕德路以后，我上班单程要一个小时。四十岁左右时，我们车间要重新翻修，就要把我们车间的人临时分配到其他部门，半年以后再回原车间。车间主任先让我做保育员，我说：“我性子急没耐心，不适合做这个工作。”他又让我到门房间看门，我觉得这个工作太没劲，也不肯去。车间主任没办法了，说：“要不去食堂上班？”开始我也不肯，因为父亲在食堂工作过，说那里很脏的。这时，食堂的郭师傅上前说：“小江师傅，你来试试看，我不会让你上当的。”我想： 郭师傅是父亲的好朋友，他一定不会骗我的，于是我就去食堂上班了。
进了食堂才发现这里确实比车间轻松得多。在车间工作，八小时是不停的，手快脚快，几乎分秒必争。而食堂除开饭前比较忙碌之外，当中有些时间休息。起初我负责洗碗，但做了三天我就不想干了，因为洗碗是很脏的工作。特别是吃咸鱼蒸蛋那天，从热水里拿出碗筷，就有一股腥味扑鼻而来，那个味道我实在受不了。郭师傅说：“再坚持两天，我知道你有多少能力，这里有一个临时来的做点心师傅马上就要回去了，他回去后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做。”我说：“我不会做点心，再说点心师要翻日夜班也太辛苦。”郭师傅说：“没关系，我们有三个点心师傅，一开始你只做常日班就跟老师傅学，以后再做夜班。”我答应了，先跟着师傅学做烧卖、油条，后来又做面包、桃酥饼。夜班十点钟上班，我们五个工人很团结，大家一起协作，蒸饭、烧菜、做点心井井有条，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半夜抓紧做完，十二点准时开饭，两点左右收拾好，我们就盖上棉大衣靠在椅子上呼呼大睡，到早晨5点多起来，再把昨晚的饭温温热。一年以后车间翻修好了，主任问：“江师傅你还要回来吗？”我说：“可以不回去吗？”就这样，我一直在食堂做到退休。
80年代以前社会上一直说纺织工人工资高，确实我的工资就比丈夫高。他们那时在机关工作，工资没有工人高。其实所有的行业解放后很多年都不加工资的，主要因为解放后一直到1968年纺织业都没招新工人。而重工业、机械、电子等行业有很多新厂，他们老工人的工资也高的，但招入一批批新工人，当时规定刚刚进厂的学徒工工资只有十六块，三年满师后工资加到三十六块，然后就僵住了。而我们纺织行业以老工人为主，解放初定的工资，最低也要七十块上下，所以他们感到不平衡，说纺织工人工资高。当时全国纺织行业都很发达，国家把纺织行业当作“摇钱树”，特别是我们色织厂，出厂的布料都销售到国外。我们厂做的小格子布叫隐格府绸，深灰和浅灰的大大小小、隐隐约约的格子交织在一起，多用于做男人的衬衫，当时在上海还蛮流行的，因为大量出口古巴，市面上干脆就叫古巴府绸。纺织局说我们厂生产质量、服务等各方面都好，凡是我们厂出来的产品都是免检的，常把外贸任务交给我们。国家经济困难时，拿纺织品换外汇、买钢材，为建设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全国都靠纺织行业赚钱。以前仪表厂并不吃香，因为要靠国家贴钱才能经营。
大概到1983年，全国才开始涨工资。国家下发指标，升一级工资涨六块钱，升半级涨三块钱。发给谁由工厂安排，因为机会太难得了，谁都不肯放弃，为了多拿这一级、半级，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同事之间争得面红耳赤。评选包括政治思想，生产贡献等方面，原来工资基数低也在考虑范围。那时大家还不会和领导拉关系，政治思想本来就是空的，有些人表面上装得老老实实，实际阴险得很。为了争三块钱，有一次我和一个共产党员吵起来，他趾高气扬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是群众，我的政治思想比你好。”我不客气地说：“既然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发扬谦让风格，让群众先加工资。你算什么共产党员，你是造反党员！”“文化大革命”时到处搞阶级斗争，其实他是投靠造反派入的党，这种人也配做党员！五六十年代入党的党员都是真正为国家做过贡献的，虽然他们都是工人出身，也没有什么文化，但起码工作很卖力，那时只要工作做得快就是政治思想好，就是积极要求进步，所以我们群众心服口服，至少他们是做出来、苦出来的，而不像现在的党员号称思想觉悟高，却拿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虽然我从小做童工，但也从来没受过别人的欺压，所以我说什么也不肯让步。管理员只好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江师傅，我们这个小组只有一个名额，某某人想要，你看……”我理直气壮地说：“他凭什么比我好？论技术，我是食堂烧菜、做点心的，而他只会洗碗；论工龄，我是童工出身，也比他长；论政治，他是共产党员，思想好表现在哪里？我思想不好又表现在哪里呢？”他们说不过我，最后还是把三块钱加给我了。其实，现在想想也蛮残酷的，就为了三块钱，毕竟大家同事一场。
那时候我们生活挺困难的。1982年，阿哥第一次从香港回来探亲。他刚去香港时当工人，后来也曾开过工厂，当个小老板，赚了一点钱。他知道我们孩子正在读书，还比较困难，以后过年时都会寄点钱来，说是给我们小孩的红包。
我们生育了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小孩当然首先要让他们吃饱穿暖，也要教育他们好好做人。1966年大儿子刚上一年级，有一天早上背书包去上学，中午就回来了，撅起小嘴说：“老师说停课闹革命，不用读书了！”他爸爸说：“学校停课，但家里不停课。”于是我们要他在家里自学语文、数学，还把一块洗衣板搁起来，让他们兄弟俩打乒乓球。那时社会上有许多小孩不读书，就在弄堂里打群架，我们不许自己的孩子到外面混。我们在宛平路住了近四十年，那是他爸单位分的房子，周围住着许多知识分子，环境氛围还不错。
大儿子小时候，一天匆匆忙忙奔回家，在弄堂转角处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到，当场把儿子小腿的两根骨头都撞断了，当时的情景实在吓人，他的脚丫都朝后翻了。闯祸的人是儿童医院的办公室主任，他老婆刚生完孩子，急着给老婆送鸡汤，一不小心就撞到人了。他骑上车就往医院跑，我们还怕他跑了，他说马上去找医生，我看他一脸苦恼相，鸡汤也洒了一地，当时医生也没多少工资，所以我们没提出赔偿，只要求他帮忙找最好的医生，只要把小孩的脚治好我们就算了。双方还要到交通队调查。一开始交警还帮闯祸的人说话，而由于丈夫本在公安系统工作，与交通队长认识，队长一看到我丈夫，赶紧客气地让他到里面坐坐。交警发现苗头不对，马上转了口气，结果让医院的人负全责。照道理这笔医药费必须全部由他个人付，因为他是医院的职工，当时可以先记账再付钱，但看好之后，丈夫却悄悄把账单藏了起来，结果他也没有付这笔医药费。所以他也记我们的情，后来老二生脑膜炎也全靠他帮忙找医生。
1976年大儿子高中毕业时，政策规定长子长女都要去农场劳动，开家长会时，老师对我丈夫说，只要想想办法办一张证明，就可以让孩子留在市区，先在集体企业里混着。丈夫突然想起儿子小时候曾经小腿骨折，然后去找医院的那位主任开证明，顺理成章就留了下来。1977年恢复高考，丈夫要大儿子去应考，可是他不愿意，说：“考上大学往往要分配到外地工作，人家调进上海，一个户口都要几千元，我已经在上海工作，就不去考了。”爸爸责备他没出息，他很坚定地说：“爸爸，你看好，看我以后有没有出息！”以后他一边上班一边读夜校，先是读单科，后来又读职工大学，一直读了八年，终于考出大学文凭。现在他在一家合资公司做工程师。小儿子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初中毕业就被南模理科班选中，后来考上了交大。他先在工厂工作，后来到某上市公司任总经理。小女儿嫁到加拿大，我们都去加拿大玩过，晚年也出过国了。
“文革”后大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许多人年纪轻轻却没有工作，整日游手好闲，影响很不好。1982年全国刮起“顶替风”，也就是让老一辈早点退休，再让自己的子女进入这个单位，本来女工要到五十岁退休，政策放宽到四十五岁，而那些年龄没到四十五岁的，有的装病到医生那里骗病退证明，有的改年龄，所以我们厂很多人四十五岁就退休了，有些甚至不到。当时很多家庭子女多，在让谁顶替的问题上会发生矛盾。父母往往说：“我的位置给你顶替了，以后赚了钱要回报我。”一开始孩子是答应的，可是当有小家庭以后就会埋怨了，说：“我也要养家糊口，你还有其他子女，必定要我养你吗！”还好我的孩子一个都不肯顶替，都要上学读书，所以我没有这样的烦恼。
1986年，我就退休了，退休工资是原工资的95%，因为我工龄长退休工资的比例还高一些，有些工龄短的退休时就只能拿到在岗时的80%。改革开放以后，纺织单位变得越来越没有前途，到现在几乎都关完了，我们厂的车间也没有了，但退管会还存在。最初我们厂还每年召集退休工人开开会，发点小礼物，后来连会都不开了。退休初期我还常到厂里去，因为父亲晚年在床上躺了二十几年，我常去给他报医药费。过去工人生病，只要交一张单子，就由工厂与医院结账。后来厂里效益不好，退休工人报医药费要自己先垫付，然后要排队，等很久才能报掉。很多老工人想不通，发牢骚说：“以前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工作那么辛苦，赚来的钱都上交了，现在退休了，福利却不如人家了。”
我退休后，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再加上小孩读书也要钱，因此决定外出工作。我曾到街道面馆或学校食堂工作，有些领导明明是外行，根本不知道怎么做面包，还要对我指手画脚，指挥我应该怎么做点心。我一生没受过别人的气，觉得很委屈，回来告诉丈夫。他了解我的脾气，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做生意。”当时申请执照，需要单位出证明。人事科的负责人说：“我可以给你开证明，但要等一段时间。另外在你经营期间，退休工资是不发给你的。”我一下子慌了，急忙说：“要是我经营得不好，我的退休工资又没有了，那我的生活岂不是没有保障了吗？”他回答说：“要是你不经营了，我们再给你恢复退休工资。”我回家和丈夫商量，他觉得先申请再说。我的房子是丈夫单位里分配的，所以还要一张房管所的证明才能开店。我向房管所提交申请，却迟迟没有批复，足足拖了一年。后来托到丈夫同事，他女婿就在房管所工作，居然发现那张申请就压在他的抽屉下，于是很快办好了。万事俱备，我们满心欢喜地拿着两张证明到工商所申请执照，小店终于开业了。那时政策也开始变了，听说很多离休干部也在做小生意，而且不扣退休工资，加上单位的人事科负责人也换了，我就没把开店的事告诉单位。有时老同事路过这里，我就说小店是丈夫开的。后来，工商所规定执照一定要贴出来。一天，单位后勤部的张科长来，他盯着墙上的执照看了半天，我心直口快地说：“张师傅，你到厂里千万不要说这店是我开的啊。”他微微一笑说：“有数！”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第一年我们几乎不赚钱，当时人们刚从俭朴保守的生活过渡到开放的生活，买的人越来越多，掌握门道之后，终于有了起色。丈夫负责进货，我负责店里的买卖，我们先卖玩具、小礼品，后来卖女同志的内衣和别致的饰品。这个店开了十一年，当中几年最兴盛，由于我们店里的东西相对便宜，东方商厦、太平洋百货的营业员都到我这里买东西，而我们去他们店买羊毛衫，他们也给我们优惠。后来我们年纪大了，这种店也多了，商业竞争太厉害，就不再做生意了。我们把赚来的钱加上动迁费买了房子养养老，现在日子过得蛮开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