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开始到俄文专科学校读俄文，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平时在办公室一有空就读书。在震旦时我学过法文，法文和英文完全是两码事，却和俄文非常接近，所以我只要查查生字，读个三遍就记住了，那时还读了不少俄文小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都读过了。我的俄文进步非常快，还未毕业就被学校聘为助教，工资不多，一个月二十多元。我常帮助老师批改作业，工作效率还极高，一个人可完成三个人的工作量。当时，由于中国和苏联关系很好，俄文迅速升温，每星期六上午，我还要去给俄文速成班的进修生上俄文。当时该校教俄语的老师大多是白俄，他们是在苏联革命时逃出来的，年纪大的几个教书还比较认真，有两个年纪轻的既不认真，水平又差。一天，教务长对我说：“这两个人太差了，应该让你去教他们。”在俄专时搞过“思想改造运动”，组织上要知识分子向党交心，都要自我批判，我曾准备去美国留学，就批判自己的崇美思想，原来订的一份美国杂志也赶紧撕毁了。在那种形势下，下班以后，我们和白俄同事几乎没什么来往。后来我还做些翻译工作，别人翻好的书由我来校译，和别人合翻的《弹簧》一书也出版了。之后，又翻译《金属》，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当时，有位德国女人跟我们一起学俄文，学得很辛苦，还常常要我教她，我们便熟悉起来。她的丈夫是中国人，留德期间与她相识，解放后在上海做药品管理工作。1953年，德国人的丈夫告诉我一个信息，第一医学院刚成立华东劳动卫生调查研究所，他可以介绍我到那里去工作，为此我递交了简历。这时，我从俄专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学校分配我到交通大学教俄文，但我有自己的专业，希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学俄文只是为了多掌握一种工具，并不愿意将外文教学作为终生的事业。于是，我刚毕业就跑到研究所去报到，说：“要不要我，你们自己决定。”这时，有个女同志跑来要人，原来她是医学院的书记，正要找人带工矿班的学生到外地实习，她当场点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志，我就这么留在公共卫生系了。
我带了二十个学生到徐州附近的贾旺煤矿搞粉尘浓度调查，大家都带着行李，我们在那儿住了十几天。学生都是男性，过去女人是不能下矿的，后来领导告诉我，我是第一个下煤矿调查的女同志。就在我们到的前几天，煤矿刚发生塌方矿难，矿里关照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当时最怕巷道冒水。我们都戴上安全帽，帽子上还有一个矿灯。下去时还比较顺利，顺着斜坡走得很快，但越走越窄，上面常常挂着勾子、矿车，安全网上堆满了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头，最窄的地方只容一个人爬过去，我就坐下来，脚前头后滑了下去。回来走上坡路就更难走了，好不容易走到洞口，我实在走不动了，也不管多脏就躺在地上了。我们在矿洞的不同位置抽取当时的空气，也向工人作些口头调查，取到样品再带回学校分析写报告。后来我还去过淮南煤矿、马鞍山煤矿等地，直到我怀上第一个孩子，才由别人带队下矿。几年后，我又到安徽铜关山铜矿搞过调查。
以后我便以职业病防治作为研究课题，因为常发表论文，科研处也知道我了。一次到科研处去，一位职员说：“原来你就是潘志擎呀，我一直以为是个男同志。”在大学当然要给学生上课，我主要给他们讲职业病的防护。我那时并不比学生大多少，但还是挺自信的，一般在阶梯式大教室上课，往往四个班一起上，学生很多，尽管上课内容挺枯燥的，但那时的学生都挺认真的。
我大学毕业后一心就想着出国留学，后来工作了又专心做科研，快三十岁了也不找对象，许多人来介绍我总是不理人家，妈妈也没多管我。哥哥在麻省理工时有个同学叫朱城，某天他叫我去他家玩，实际是想把他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介绍给我。说来有趣，他们俩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后来又一起考上交通大学。朱城的爸爸看我们几个年轻人挺投缘的，提议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到苏州去玩吧？”第二天，朱城带着夫人和女儿，拉上我们俩就去苏州了。那天大家一起拍照，我有些不好意思，还故意站到朱城身边。我和丈夫就这样开始，从那天起携手五十多年。
1966年口述者夫妻于苏州东山
我丈夫是江苏人，他毕业于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解放前后曾在海关、税务部门及大型企业从事管理工作，但他一直酷爱文史，就想从事文字工作，直到1956年他调入新文艺出版社（后来该社拆分出古典文学出版社，即现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才如愿以偿。我们认识以后，他说要跟我学俄文，我自以为英文比他好，故意打击他说：“你学什么俄文，英文都没学好！”他回答说：“我怎么不懂英文？不信我用英文背一遍化学分子式你听听： H two O。”我也给逗乐了，他总是这样幽默。他曾对我半开玩笑地说：“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因为你一看就不是贪玩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事。”
1954年，我们结婚了，当时我们还拍了一张西式婚纱照，那时上海还保留着拍婚纱照的习俗，但婚礼已经不穿婚纱了。一直到60年代，我们这张照片才从墙上取下来，可惜这张照片如今也没有了。婚后我们最初和妈妈一起住在上海新村，他写的条幅就挂在我家墙上，在潘家面前也挺光彩的。我在家对丈夫从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呼他的字，这是读书人家的旧传统。1957年，母亲生了肺癌，她太辛苦了，过去吃的油很粗，她每天要做菜，烟熏火燎就生病了。没多久，妈妈过世了，只有六十多岁。她去北京治病期间，上海新村的房子借给人家住，后来以一万元卖掉了。在那之前大统油厂已完成公私合营，国家一直将股息给母亲的，母亲过世后，我们兄弟姐妹一致达成协议，自动放弃了股权的继承。
后来我们搬到绍兴路，和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帮着照看孩子，又请个阿姨做家务，所以我仍能全心工作。家里仍遵循老礼，每年过年时都要供上夫家已过世的前辈，年三十晚上点上蜡烛，供上酒菜，孩子们要在供桌前磕头，大人则行鞠躬礼。我们养育了两个孩子，女儿比儿子大一岁。我喜欢在家里建立秩序，铺好床就不许小孩子再爬上去，但越是这样他们越有好奇心，往往我不在家时姐弟俩就喜欢爬上去，我快回来了，他们再撸撸平。家人从外面回来，我要求他们换了衣服才能坐下来，在饭桌上传递东西，我也不允许从饭菜上过，家人也许觉得我有洁癖，但他们不知道，我每天和病菌打交道，知道它们有多可怕，实验室里的严格规程给我带来很大影响。也许因为我太厉害了，先生和孩子给我起个绰号叫“老虎”，真是好笑。其实我从来不打孩子，但他们还是敬畏我。
“文化大革命”爆发，因为家族企业的股东册上有我的名字，造反派说我是资本家，其实我一直靠教书生活，并没拿过一天利息，但那时的说法是“龙生龙，凤生凤，生个老鼠会打洞”，既然父亲开过企业，我就变成了资本家。我被大会批判，每天要写思想汇报，写完才能回家，工资也被停发，只发给三十元生活费。从年轻时我就一直记日记，到这时已有几大本，意识到危险将临，我决定将日记全部销毁。销毁前我将日记交给丈夫看，过去他从来没看过，这两天只能夜以继日地加紧看，看着看着又勾起许多回忆，这些日子我们往往谈到深夜。日记本后来全部销毁了，如果能留到现在，也许还能出版呢。
不久，造反派果然来了，先来破四旧，在那之前我的旗袍已经剪掉扎了拖把，他们乱翻一气，说什么书不能看，什么裤子不能穿，等等。后来又来抄家，把所有的书、笔记本、照相册等全部拿走，可以说一张纸片都没留下，只有一张全家照因压在玻璃板下而未被拿走。财物也一扫而空，现金、国库券等自不必说，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也全部拿走，最后某人一拉门，看到门后有一把打地板蜡的拖把，也顺手扛走了。
口述者所获国家科技成果完成者证书
“文革”结束时，抄家拿走的东西并未都发还，其实许多东西都落入私人腰包了，但我们家毕竟没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有个朋友家里是资本家，自己又研究书法，所以家里藏有许多古画，包括明代、宋代的珍品，抄家时全被拿走，有五百多张收入上海博物馆。“文革”后照规定抄家物资应全部发还，但却动员他捐赠给国家，那时大家都心有余悸，他只好同意。只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出一本书，收入这些旧藏珍品的照片，并由他自己来写说明文字。于是，有段时间里那些旧藏被运回他家，以便他写说明文字。实际上，他是用这种方式向自己家的旧藏珍品一一告别。
那几年运动一个接一个，没有安定的日子，后来我又被发配到青浦的五四农场劳动，种菜种稻，搬运砖头，等等，仍然要每天写思想汇报，而且不能每天写同样的事情，所以劳动中也得想想今晚写点什么，总之一直不能闲着。我丈夫也被监督劳动，后来也到干校去了，我们俩都在干校，一般一个月回来一次。
劳动一年之后，某天领导突然叫我去兰州开会，那是一个专业会议，那时没人搞专业了，他们知道我有论文，就叫我去了。开会回来，对我的问题也没任何结论，就让我恢复工作了。当时要我做农药毒性研究，因为做这个研究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危害的，实际上许多人不愿意做，所以找上我了。后来大学恢复招生，采取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方式，那些学生程度都相当差。他们要实验，但没人会安装设备，我只好一个人动手组装设备，等到做实验了，他们也全都不会做，我只好隔天抽一个晚上做实验，其实实验数据全是我一个人填写的。有个学生要跟我学，但她只有小学程度，什么也不懂，做论文时只好我讲一句她写一句。放寒暑假了，又忙着写教材，我负责写职业病的防护部分，当然那时既没有稿费也不署名的。
我总算能做科研了，还是很兴奋的，而本单位又没有实验设备，只能每天跑到位于北京路的医工研究院去做。那里离家较远，家里的脚踏车又被抄走了，当时正好看到一部高价车，要二百四十元，那相当于两个月工资了，我狠狠心还是买下了。整整一个夏天，我都在那里独自做实验，一般清早出去做整整一天，晚上回来整理数据，对六六六、滴滴涕等都做过分析。“文革”时农民就很喜欢用农药了，鸡毛菜上市的前一天往往先喷一遍农药，因为喷过农药的菜特别漂亮。我一位同事买鸡毛菜来吃，当天没有浸泡，洗得也不太干净，结果女儿吃了中毒，吐得天昏地暗，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自从研究过鸡毛菜的农药问题，我就再也不敢吃鸡毛菜了。做这个研究的确危险，实验时会产生一种有毒气体，而我没有防毒口罩，只戴个普通口罩，因而一个月内三次中毒，先是咳嗽、发烧，最后一次还发生了水肿，但当时也没去医院。“文革”刚结束，我做的农药毒性研究便获得全国科技大奖，但我并没有参加全国科技大会，也不知谁帮我带回一张奖状。
我重新工作以后，工资也恢复了，但丈夫还未“解放”，家里的书都给抄光了，正好上海书店开始卖《四部丛刊》等旧书，大概一两元一本，在当时也算是蛮贵的，我看到就买几本回来，家里的书又开始多起来，一方面让他解解闷，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开始自己的研究了。1977年，儿子参加高考，已达到录取分数线却不能录取，就因为他父亲的问题尚未解决。不久，丈夫得到彻底平反，以后才恢复工作。
80年代我主要做职业病防治。先到胶鞋厂、电池厂等去采样，样本有的是从工人耳垂上取的血，有时剪一点头发，有时也采集尿样，各种各样都要有一些，还要做些口头调查。样本拿回来以后再检测铅、汞、苯等化学成分，然后写论文分析，提出防护措施。那时科研经费少得可怜，口述者所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证书到外地调查可以报销，但市内交通费就没法报了，好在身体还可以，就骑自行车跑来跑去。当时知识分子是最穷的，尽管那时我的工龄比我学生的年龄还大，解放后也一直没有调整工资，何况我也不会吵闹，升级就更慢了。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是值得挂心的，只要不搞政治运动，能让我搞专业就很满意了。对铅中毒我和我的同事们研究了三十五年，后来得到好几个卫生部和国家的大奖，但那时获奖大多没有奖金，就领到一张纸。
对于职业病的防治，我也常感到很无力，我们做专业的人，都知道工作环境和工人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也再三呼吁，但很多年来企业并不重视防护，对于污染的现状，我也感到很可怕，却无法制止。如今，环境的污染已是全球关注的大问题了。“文革”以后组织希望我提出入党申请，我想想还是算了，我的兄弟们早都是党员了，我快退休了，还能有什么贡献呢。我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干到七十岁，退休前我还学过电脑的，现在已经忘记了。我年轻时喜欢看电影，喜欢交响乐，我先生是戏迷，但那时看电影、看戏、听音乐会也算是很奢侈的事，不光是节目少，我们也舍不得把时间浪费在娱乐上。彻底退休以后，看电视也成了一种享受。我还两周一次去学校学唱昆曲，过得很开心。因为自己的专业和医学相关，所以，我很早就注意家人的健康生活，我觉得，年纪大了还保持健康，尽量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也是一份贡献。
2012年口述者于瑞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