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躺在病床上把已经全部译出的《奥涅金》整理抄清。记得我用的是一种像土制卫生纸似的非常粗糙的黄色稻草纸，当时我只买得起这样的纸。我抄了两份，一份寄给其芳先生，一份作为投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我当时的右派身份和没有“单位”的无业游民身份，我的译稿当然是不会出版的。不过当时人文社外国部负责人，我国译界前辈之一的孙绳武先生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说稿子收到了，但暂时不能考虑出版。谁也想不到，将近二十年后，这部稿子重又回到我的手里，我就是用它再修改成了出书的定稿。
其芳先生收到译稿后，让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平凡先生给我一封回信，说他很忙，以后会看的，等等。而后来，接着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接着便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刚结束不久，其芳先生便离我们而去了。到1982年，我才能在那篇译后记里，写下上面引出的那段怀念他的话。
余振老师的帮助
1961年，我们国家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各地供应困难，社会生活紧张，急需调整各方面关系，力求社会稳定。这时相应地有了一个为“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的机会。也是在陈文俊同志的多方努力下，并且在他亲自主持下，我在上海我所住的弄堂的居民小组中被表决通过，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带有幽默意味的是，陈文俊谈到我应该摘帽的理由时，举例说，我在农村劳动和在上海生病失业期间，还“念念不忘”（他也用了这四个字）翻译《奥涅金》，说明我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忠诚。那天会上，听他说出这四个字，我真是感慨万分。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语言真是妙极了，针对同一件事情的同样这四个字，当年可以把我打入地狱，让我身败名裂，而现在又能让我走出地狱，重见天日。
这年冬天，出乎意料地有人来看望我。居然是我的恩师，北大俄国文学教授余振（李毓珍）先生。1950年起，李先生便指导我阅读《奥涅金》。1956和1957年间，我又参与了他主持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的翻译。由于这项工作，我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曾多次到他家去。没想到我每一次去他家，都有人暗中跟随，后来便成为我们“反党串联”的罪证。再加上其他罪证（我和他各自在本单位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上的“鸣放”发言等等），我们两人都被划为右派。他在被划右派以后调离北京大学，来到上海，做《辞海》编辑工作。这时他也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他说，他早知道我在上海，知道我又失业又生病，很想来看望我，但是直等到我头上的帽子也摘掉了，他才敢来见我。否则，他害怕再有牵连。
余振先生见到我全部译出的《奥涅金》，非常高兴。我也给他看了王平凡先生替何其芳先生给我的回信和孙绳武先生的来信。他说：“现在要出版你的译本是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要忘了我们头上曾经有过的那顶帽子啊。再说，我们头上现在还是有一顶帽子的，人家现在叫我们是‘摘帽右派’。”“摘帽”，意味着“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不再是“右派”。“摘帽右派”这个名称显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既然摘了帽子，就不再是右派。但是余振先生和我作为曾是右派分子的人，在生活中的实际体验却是另一回事。
我们两人都黯然无语。片刻以后，他又说：“也好，再多改几遍，好好磨磨，铁棒磨成绣花针嘛。”
他喜欢用“磨”这个字来表示认真下工夫的意思。和其芳先生当年指示的“态度老实些，多花些工夫”是一样的。没想到这一磨就又磨了二十多年，直到1982年书才印出来。而且现在我还在遵照他们的教导，继续“磨”下去。
余振先生要我首先把原作再仔细阅读。为了鼓励和鞭策我，他给我看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亲手抄写的全本《奥涅金》原文，并且说：“我当时虽然这样用功，仍是不敢译它，还是你大胆，做得好！再磨它几年，做得会更好的！”他的手抄本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教育，老师曾经如此潜心地钻研这本书，我当然应该继续他的意愿，努力工作下去。余振先生见我一家五口生活困难，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竟然把他心爱的藏书，《四部备要》的第二编送去福州路卖掉，把几百块钱拿给我，叫我安心养病和工作。
从这时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几年间，我每个星期都要到余振先生家里去一两次，在他的指导下研读普希金作品和有关的参考书，不停地对我的《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后来又有一个“摘帽右派”参加进来，他是杜嘉蓁，北大俄语系1957年的毕业生。在他一年级时我给他上过俄语讲读课，他也是一个普希金的热爱者，我们师生三辈爱好一致，命运相同，我们相聚时唯一的话题便是普希金和《奥涅金》。那时我们曾经说，如果能给我们一间屋子，挂上个“普希金研究翻译室”的牌子，我们愿意进去坐一辈子，不给工资也行。那时，他们两人（主要是余振先生）帮我修改《奥涅金》，我们一同对俄诗韵律与节奏如何在汉译中表现的问题做过许多探讨。我的《奥涅金》的译稿在这几年里大约至少重译、重抄过上十遍。反正我还在失业，有的是时间。
这段时间里，我在上海几家中学做代课教师，同时以每千字两块钱的代价，给上海科技情报所翻译外文资料，以此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风暴雨般来到，我这个“摘帽右派”、知识分子和没有单位的“无业游民”日子更难过了。我的代课工作和翻译工作都没有了。连续五年，我们五口人只能吃母亲从菜场拾来的菜皮和低价买来的鸡饲料碎米充饥。我没有任何收入，全靠出卖全家人的衣物和哥嫂的一些接济过活。当时我每天主要的时间是被叫去批斗、扫弄堂、烧砖头、挖防空洞。但是我还是坚持每天必读俄国文学，必读普希金和《奥涅金》。记得一个阴历年的大年初一，外面下着雪，我正在被窝里考虑着一节《奥涅金》的诗韵。那位矮矮胖胖的里弄小组长女士在我的窗下大喊：“×××，你下来扫弄堂！”喊完这一句，还意犹未尽地再补充两句：“你们这种人还配过年？臭右派分子！”我只得乖乖地从床上爬起来，下楼去扫弄堂。其实，这位女士的话还是说错了一些，她应该说“臭摘帽右派”，而不应该说“臭右派分子”，因为当时我已经光荣地摘掉那顶可怕的帽子五六年了，虽是同样的“臭”，但她毕竟还是应该至少在嘴上贯彻一下党的政策。这里还有一个旁证可以提供：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1966年被逼自杀后，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在同年九月三日所写的“尸体报告”中写道：死者成分——右派。而当时傅雷先生早已经“摘帽”了。可见当时许多负责执行党的政策的人都和这位里弄大姐同样水平，都是把摘了帽子的右派仍当作右派看待。
那时抄家之风已过，但是还不时地要“刮台风”，就是半夜三更出其不意地来你家搜查。搜查我倒不怕，因为我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在抄家高峰时期，我把我的许多文章手稿，我家多年来收藏的古旧字画，甚至我父亲的许多张珍贵的清朝大龙邮票全都一把火烧掉了。但我的许多外国文学书籍和资料，尤其是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我舍不得丢失。而这些东西是很容易被人家认为是“封资修”的“余孽”而被拿去毁掉的。一旦如此，那就损失巨大了。我考虑再三，想出一个办法：我把那些我视为至宝的东西中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包括我的《奥涅金》译稿，放进一个大书橱里锁上，而在橱门上贴一副我自己抄写的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果然，不出几天，一群人就在半夜里由那位小组长女士带领闯进我家来。正要搜查的时候，其中一位看见那副对联，立刻大吼一声，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骂谁？！”
我因为早有准备，便不慌不忙地回答他：“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叫我写了贴在房间里的。”
“你放屁！毛主席？叫你？写这个？！你胆大包天啦！你是不是在咒骂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你不想活啦？！”
于是我从书桌上拿来《毛泽东选集》的第三卷，翻到《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一篇，把一段话读给他们听。毛主席在那篇著名文章里，在引用了我抄写的这副对联以后说：“我奉劝那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把这副对联抄出来，贴在自家的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