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一种感觉，不同人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事物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对士大夫们来说，中国园林很美，但是美的价值观因人而异。美是不可靠的，真和善却是可以衡量的，是客观的。
这样分析，俞孔坚发现中国园林只剩下一个带问号的美。所以，一个建筑也好，一个园林也好，一个城市也好，其规划设计建设的评价标准必须要真善美同时衡量。如果只为了美观，而不考虑其真和善，则是值得质疑的。正是从这样一个观察角度，他严厉批评赫尔佐格、德默隆设计的北京奥运体育馆“鸟巢”和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楼工程，因为这些建筑的耗钢量比同类建筑多出10—20倍。它们是为了不确定的美去造的，既不真，也不善，因为巨大的浪费。
三、 续唱五四白话文运动之歌
中国社会历史存在着两种文化传统——贵族的与平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启了现代汉语时代。贵族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尤其是近代社会之前夕，已经堕落成腐朽没落的病态文化，明清园林就是其典型代表。而自唐宋佛经变文，至明清话本小说，街谈巷议，乡村俚语，形成一条白话文的平民文化传统。用这个平民文化传统来应答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文化，开始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进程。
遗憾的是，在经历一切以救亡图存为中心、一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后，乘客换了，单一思维方式的火车没有变。经济大潮中涌动的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消费时尚。我们的学科分类和知识谱系，仍然停留在大约相当于牛顿物理学时代的状态。俞孔坚认为： 无论是中国的建筑领域，还是规划、园林行业，为什么会系统性地出问题？最本质的是教育问题。我们灌输的是陈旧的知识，学生就传承了一种已经落后了的观念和方法。
这种落后的观念和方法，体现在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上，是腐朽没落的伪贵族习气。俞孔坚把士大夫的造园比喻为“裹脚艺术”，它是帝王将相和士大夫阶层腐朽没落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批判的方式方法不对，五四运动是正确的。所以，他把自己的观点定位在延续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他多次重申，我们要续唱五四白话文运动之歌，也就是要把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遗留的东西重新梳理，大胆扬弃。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得还不够深入，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里，在我们的街头，还根深蒂固地保留或复制着很多腐朽没落的帝王将相和士大夫的东西。那些遗老遗少们还在继续鼓吹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实际上是不顾平民百姓生计，不顾中国现实生存环境的。比如，在中国现在的资源、能源条件下，有人怀念圆明园碧波荡漾的景象，意味着什么？是想用帝王享乐的方式去建造现代园林。
这种落后的观念和方法，体现在对西方建筑文化的态度上，是工业化时代的粗放经营，挥霍资源。回国后的十年里，俞孔坚跑了上百座城市。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场面，本来美丽的山林，却被无知地“三通一平”了；本来非常怡人的河流，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水泥灌底护衬，变成了人工河渠；好端端的良田，一夜之间就被大笔一挥地划为开发区，然后又被撂荒；在那些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仅仅几步之遥，就是臭气熏天、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一百多年前，美国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城市美化运动”。借着举办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巨大城市形象冲击，呼吁城市的美化与形象改进。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 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但这场好大喜功的“城市美化运动”，仅持续十六年就被叫停，代之以经济、美学、健康的城市规划理念。俞孔坚惊叹：“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漂洋过海到了中国。16世纪意大利的广场，17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20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
中国必须从修建那些造作的展示性景观，以及巨大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的嗜好中走出来，发现、建立与土地有着真实联系的寻常景观，才是保护国家环境、遏制爆炸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四、 城市建设要对得起脚下土地与头顶星辰
俞孔坚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为人处事堂堂正正，治学论理词严义正，践行允诺守时点正。不端身架，不拿腔调，没有迂腐气，没有留洋相，脱离了才子偏锋，剥落了艺术狷狂，他用自己的责任、信念和使命给人温暖、信心和坦诚。
浙江金华，是现代诗人艾青的故乡。俞孔坚从不隐讳自己出身农家，为家乡的诗人而骄傲，为诗人写下对于土地的诗篇魂牵梦绕：“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童年岁月里，因为母亲是地主的女儿，“文化大革命”中家庭受到欺压，父母被人拉去批斗，他走在街上就有人往身上扔石头。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身边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所能依赖和信任的只有土地，唯有土地是最真实可靠的。他放过羊，放过牛，种过地，到水田里摸鱼、捉泥鳅，土地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将每一分收获赐予每一分耕耘，厚德载物，孕育生机。他无限感念父母为他取名“坚”，土在脚下，为人做事应该脚踏实地。后来他创办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当时没有想到这份童年的经验，择善固执，发展至今，似乎冥冥之中有那么一线玄机，融于血脉，载入命运，化为俞孔坚的今生今世。
1980年考入北京林业学院园林系，五年时间俞孔坚学习的是如何造园、铺路、修桥，怎样建造一个如诗如画的园林，因此打下了坚实的工程学、植物学等专业知识基础。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对传统园林学产生怀疑，发现园林能解决的问题太窄了。传统园林是小农社会背景下的一门经验学科，更偏向于视觉审美。景观设计学则是在大工业背景下产生的一门现代科学，研究天地间的自然系统。于是，破墙而出，他跨进了城市规划和地理两个领域，尤其是自然地理、地貌学、地质学、生态学、植物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给他带来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1987年他在全国首届青年城市规划论文竞赛中获奖，更加激发了学术研究的热情和信心。
留校任教五年后，1992年俞孔坚来到美国，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进一步确认，西方知识谱系中的“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对土地，对大自然的规划设计；当时中国国内的“风景园林”（Landscape Gardening），是用造花园的方法来规划风景区和绿地。中国的风景区大多是亭台楼阁点缀其中，就是延续了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方法。其价值取向还局限在观赏层面，其审美趣味还停留在古代贵族士大夫们的视野中，它属于某个阶层某些人的审美观。景观设计要走向自然，走向生态，走向大众，走向日常生活，需要采用新的理论体系，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服务对象。这样的认识观念应当是没有国界的，是大家都应该学习借鉴、实践丰富的。
1995年，俞孔坚以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身份，加盟美国SWA集团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工作。当时亚洲金融风暴还没有发生，他直接担纲负责的工程项目大多数在亚洲。在随后的两年时间，他把学到的理论都在实践中验证了，包括如何运作大项目，如何经营管理设计公司。其中，他主持设计雅加达郊外的一座小城，感受最深的是在城市快速增长过程中，景观设计如何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景观设计如何适应城市，把景观设计变成城市设计的概念。以及怎样梳理水系，梳理绿地系统，解决建立绿色城市的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有这些，都为他回到国内从事教学和规划设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根基，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
俞孔坚坦诚地说：“受我尊重的人都是有责任感的，都不是陶醉在个人情感里面。”假如陶醉个人情怀，他可能不回国了，即便回国也可以做一个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去玩赏风花雪月，去享受小资情调。但他不属于这样的性格，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你必须认识到，你是中国这么多人口中少数能够接受这么多年的教育，获得这么高学术造诣的，如果连你也陶醉在小小的空间里，那么中国谁去弄？”他认为中国设计必须正视当下中国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严峻问题，先要认真地学习国外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革新价值观念，融会中西古今，回到土地中寻找真实的存在，让河流在城市中复活，使城市景观设计满足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需要，造福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200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