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对于城市区域而言，就是城市魅力，主要体现为一种城市品质和生活质量，包括文化民生、文化资源、文化交流、文化创新、文化生产和文化影响等六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是针对文化发展现状所进行的一种量化考核标准，借以判断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化软实力发展状态，从而实现对文化发展繁荣水平的量化考评机制，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立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是必要的，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可行性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它同时具有的有限性。
一、 必要性： 量化指标可以提高政府执行力
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确定后，迫切需要增强政府执行力。探讨拟定并组织实施文化软实力考核指标体系，是改变基层政府对于文化建设态度，促进文化发展繁荣各项政策落到实处的有效措施。
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如何将这项国家战略转化为各级政府的方针政策、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干部群众的自觉意识，需要选择有效的切入方式和运作路径，充分发挥现行政治体制的资源优势。规划引领，项目实施，责任到人，量化考核，无疑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一种政府执行模式。所谓“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就是这种执行模式的强有力证明。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相对于经济建设重大成就，文化建设显得严重不足。除了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在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抓”的政策执行上，区别在于前者有明确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而后者的考核指标体系迟至二十年后才推出试行，导致实际工作中出现精神文明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尽管这种量化考核是建立在一种科学思维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属于“说不可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办法，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出现之前，我们只有采用这种相对而言更有效的办法。因为文化的本质是人性的有效传递，这种人性具体呈现为生活的精度、生命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其很多领域是难以量化的，尤其是文化的核心本质。所以，在拟定文化软实力考核指标时，必须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再把定性分析获得的程度状态属性，转换为一定的参数指标。
文化，作为人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极其宽阔的外延普泛性。在实际工作中，现有政府管理体制机制所设定的文化部门，分工负责的领域又局限在社会意识形态管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样一个狭隘的概念范畴里。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倾向于把目前政府文化职能部门所分管的文化称为“小文化”，把文化软实力所指的文化称为“大文化”。建立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便于在工作中统一关于文化的统计口径。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取得它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会以其为榜样，或者接受一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这种促使人随我欲，间接的，同化式的和平演变能力，就是力量（Power）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软实力。信息化、数字化加快实现了全球化进程，所以，软实力所发挥的作用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并且，他一再强调“软实力”概念，原本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使用的，现在被用在地方政府层面或部门层面，属于不恰当的“误解和滥用”。作为学者提醒并捍卫自身学术体系中关键性概念的固有含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的属性特征，某个学术概念出现后被转译或挪用到其他语境，随之发生相应的语义变化，进而改写并丰富了原有的概念内涵，属于正常的文化现象。因为，无论是约瑟夫·奈，还是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这些美国学者都是从国家霸权的立场出发，阐释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政策主张，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控制欲。我们将这个文化软实力概念从国家层面降格到地方层面，作为判断一个时代社会或区域范围文化发展水平状态，扬弃了原概念中的暴力霸权基因，填充更多的文化民生内容，是学术进步行为。
国内学院派学者从学术积累和知识传播的角度，主要集中在对软实力资源或构成要素的探讨，认为一个城市或地区软实力，主要是指竞争环境下，建立在区域文化、政府公共服务、人口素质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区域政府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感召力、居民创造力，以及对区域外的吸引力等力量的总和。政府研究机构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角度，认为“城市软实力是建立在城市文化、公共管理、人力资本、城市创新、生活质量、国际沟通等非物质基础上的，以非强迫方式达到自己期望结果的能力，是城市说服力、导向力、吸引力和同化力的总和”。其中，城市文化项目主要包括： 文化基础资源指数、文化产业实力指数和文化活力指数等三个大项十个细目，即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文化创新。显然，这些研究都忽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文化的主体是人，是普通市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城市品质。新闻媒体通过连续数年开展城市“幸福感”调查研究发现，“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社会总体幸福感更应值得关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很多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关注普通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及其心灵感受，是现阶段研究我国城市文化软实力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
文化软实力，是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凸显的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凝聚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相对于硬实力的经济实力和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城市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城市或城区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判断一个城市或城区文明水平和历史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化软实力。其基本范畴为文化民生、文化资源、文化创新、文化产业、文化交流、文化影响等六个方面。文化民生是广大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精神心理的健康安顿问题，文化资源体现历史传承、自然保护和人才集聚，文化创新能力体现前瞻的创造力、对人类文明贡献力，文化产业是生产、制作、营销、消费能力，文化交流体现对差异性、多样性的包容力，文化影响体现在传播、认同、接受的广度和深度。将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整合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是指导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条件。
二、 可行性：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构成指标体系
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文化民生是核心，文化资源是基础，文化创新是灵魂，文化产业是重点，文化多样性是条件，文化影响力是结果。
文化民生是核心，是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避免实际工作中为发展而发展的政绩工程，为城市而城市的形象工程之危害。文化民生，是把满足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当作一种基本人权关心好，维护好，发展好，从而真正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造福人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增加人民福祉为最终目标。文化民生考核指标，主要包括政府公共文化投入、社会文化投资、公共文化设施状况、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程度、文化权利维护程度、文化价值实现程度，以及市民群众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满足市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过程中，倡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增进城市社区文化认同，浇铸一个时代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服务对象全民化，服务设施标准化，服务资源多元化，服务手段网络化，服务机制长效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资主体，应该是政府公共财政。“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经费投入不断增长。2009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292.32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0.4%，与“十一五”之初的2005年相比增幅达118.44%。“十二五”期间，预计国家财政对于公共文化投入约占财政总支出的1%，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财政开支1％左右用于公共文化投入的水平。在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投资不足的形势下，国家财政投入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来源，这个理想中的数字对于现实文化发展是举足轻重的。
文化资源考核指标，主要包括历史文脉疏通、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自然生态遗产保护、文化精神实践等状态判断。文化资源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包括历史文化资源、社会人文资源、自然景观资源，以及文化资源影响力。对文化资源的自觉保护、传承、发扬光大，标志着文化自信心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