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8日
这次我接着谈一谈上次提到的《用哲学来思考死亡》中有关死亡的问题。
下面将提到的这位美国学者虽然不是汉学家，是汉学界以外的人，但他文章中有些观点很有意思，我觉得应该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美国学者名叫罗思文，他的这篇文章原本是用英语撰写的，编辑将其翻译成德语。罗思文本人是研究宗教学的，他认为，跟欧洲文化不一样，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身体在死后还可以继续存在。他提到一个事实：对人类来说，所有的死亡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他说得很对，虽然我们知道人终有一死，但都是别人在死，我们总在观察别人的死。而孔子认为，人未出生前就已经存在了，人死之后也仍然存在着。这与“前一辈”和“后一辈”有关，因为我作为前一辈的后代和后一辈的父辈，与前一辈和后一辈保持着关联。后一辈存活着，他们的身体里有我的一部分，所以虽然我死了，但我的身体得到了延续。在这里，“孝”和“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孝”和“礼”，我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罗思文提到，孔子认为，无论我们是谁，社会地位是高是低，我们首先是父母的孩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孙子的祖父，学生的老师。罗思文将西方和中国分得很清楚。他认为，同样是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西方人只能够“扮演”角色，而不能认同这个角色（We cannot identify our role. We play our role.），西方人和他们所表演的角色并不一致。对儒家（中国人）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我是儿子，我就一辈子是儿子；如果我是爸爸，我就一辈子是爸爸；如果我是祖父，我就一辈子是祖父。我不是扮演角色，我就是角色本身。如果要了解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父母的地位特别低，为什么西方社会学生会打老师、看不起老师，原因可能就在这里。我们只是扮演，而缺乏对角色的认同。
附录5.1
Henry Rosemont(1934—)
中文名：罗思文。中文译名：亨利·罗斯蒙特。美国汉学家。他曾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师从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从事语言学和政治的博士后研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和宗教，特别是早期的儒家思想——道德和政治理论、宗教哲学以及语言哲学。从1982—1984年以及1993—1994年，他两度作为富布赖特资深教授在上海复旦大学从事哲学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他现在仍然担任复旦大学的高级顾问教授，并任布朗大学宗教研究专业的客座教授，以及马里兰州圣玛丽学院的哲学教授。他已出版的专著有《中国的镜子》（A Chinese Mirror， 1991）、《理性与宗教经验》（Rationality & Religious Experience， 2001），与史密斯（Huston Smith）合著的《存在一个通用的宗教“语法”吗？》（Is There a Universal “Grammar” of Religion？ 2007）。他主编和翻译的书籍有：《中国早期宇宙学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 1984），与库克合编《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论述》（with D.J. Cook， 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 1994），并与安乐哲（Roger T. Ames）合译《〈论语〉的哲学诠释：比较哲学的视域》（1998年英文版/2003年中文版），以及《生民之本——〈孝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2009年英文版/2010年中译本）。
那么什么东西会死呢？罗思文认为，对于西方人来说，人只有一个身体，一个灵魂。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人可以有好几个身体，好几个灵魂。《论语》里关涉“身体”的词有“身”、“体”、“躯”、“形”等，罗思文认为它们的含义各不相同。“身体”，和古希腊哲学中的soma （德语somatisch，英语somatic）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它的灵魂和心理会影响到他的身体。所以如果一个人本来没有机体上的疾病，但因为过于紧张，就会生病（psychosomatic）。也就是说灵魂会影响身体。罗思文认为，“身”跟soma不一样：soma完全是肉体的，但《论语》中的“身”不一定是肉体的。比如“修身”一词在孔子之前指代某种宗教性的礼俗，因为通常意义上身体被认为是肮脏的，人需要到河中洗澡；但到了孔子的时代，“修身”不再与身体有关。“身”代表“我、自己”，而“体”和soma一样，指肉体。“躯”，在荀子那里代表小人。“形”，通常用来描写一个人的外貌。罗思文指出，“体”作为身体的意思，首先指的是肉体，是其他的人可以加入进来的肉体。比如，我的妻子、父母和孩子，他们都可以和我成为一体。《新约》中说，男女婚后就成为了一体。“躬”，则是公开的身体（public）。通过“躬”，我们在社会中完成应尽的义务。比如“鞠躬”，是指表示对某人的礼貌。
西方人认为，人死后身体就死了，但仍可以重新复活。对中国人来说，身体不会死，因为我有后代，我将在子孙那里活下去。这样的话，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就在于：在西方，灵魂永生；在中国，身体永生。罗思文举例说明人死后身体永生的情况。据中国古代史书记载，人死后在祖庙里进行丧殡仪式时，有一个人会扮演死者的身体，名叫“尸”。代替死者的人一般为死者的孙辈。如果祖庙里有一个年轻人能扮演“尸”，就说明死者在孙辈那里活下去。西方人通常害怕死亡，而据说中国人不怎么害怕死。中国人还活着时，他的亲人就开始为他准备棺材。所以罗思文说，在中国，生和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像西方那样迥然相异。汉朝时，人死后被安放在灵床上，家人还会供应饭食给他吃。这个风俗在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也有，前文中我也提到过，我是在德国农村长大的，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我的房东过世了，她便被连续三天安放在灵床上供人凭吊。人们路过她的家门时都可以看到。
罗思文说，区分肉体生和死的界限并不那么分明。西方人认为人只有一个灵魂，中国人则认为有两个，一个叫魂，一个叫魄。人死后，灵魂上天，如果得不到家人的供奉，他就会变成鬼。“鬼”这个字很难与一个合适的外来词匹配，译作Ghost并不妥当，译作德语词Gespenst也有问题，因为有变异。如果人死后，灵魂上天并得到家人的虔诚崇拜，他将会变成“神”。中文的“神”很难翻译，有译作God，也有译作Fairy。魄和神一般住在我们看不到的世界，但却可以为我们所体验到。如果说中国人不怕死，那么他们死后还会感到痛苦吗？答案是：能。颜回（前521—前481）死了，孔子感到痛苦并为此流了许多眼泪。他为什么这样伤感？因为他觉得不应由老师来埋葬弟子，而应由弟子埋葬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