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当为人类起源地之一。正史有载，自四五十万年前的南召猿人在此落地生根后，从春秋战国以降的申、吕之国到秦王朝设置南阳郡，从楚文化的生成到东汉帝乡之陪都的确立，南阳从来都因地域和人才辈出而显示出作为中国疆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应有风采。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提升和中国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南阳也逐渐成为楚文化的发祥地和汉文化的荟萃之地，并在中国南北交会带上形成和发展演变出独具魅力的南阳盆地文化。这种盆地文化的孕育完善过程，历经沧桑、见证历史，既带有荆楚之瑰丽魅惑、洒脱飘逸的气韵而富于开放、灵活的可塑性，又兼具中原之包容厚重、求本清源的正统而惯于保守、闭塞和故步自封，蕴涵着超乎寻常地吸纳和排斥新鲜事物的潜质。在历时的传统走向共时的现实语境的不断扩张中，南阳盆地自始至终表现出对异质审慎、同化、融合而后生发出新质的复杂而又莫名的不确定性，体现着楚风汉韵丰富而又独特的人文内涵，影响着文化人格的锻造过程以及文化形态的生成模式、结构方式和发展方向。
在历史走向更高文明的同时，因地缘优势和文化传承的缘由，南阳在人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人的互动发展中，造就了包括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和智圣诸葛亮在内的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与之相连，南阳的文脉气势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居高领先、贯通古今，远的如范晔、岑参，尤其在当代，冯友兰、李季、姚雪垠、乔典运、二月河、周大新、柳建伟、田中禾、马新潮等，也都是在南阳这片热土上喝着故乡水脚踏实地地成长起来的。而且单就这种适宜滋养文人的外在的文化环境来说古今亦然。所以，在传统文化的熏陶积淀中，先贤们的经验世界、秉性人格自然要在承接南阳的文脉地气和风土人情中，强化并传承给南阳的后学之人，为后来者生长、发展、壮大、提高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在当代，从个人气质到道德文章，最能体现南阳文化精髓的当属谨言慎行、文如其人的周同宾先生。他作为有着较强独创精神的作家，集传统思想与现代理念于一身，融中西文化为一体，典型地透出南阳人的睿智与朴实、顽强与谦逊、坦诚与善良，映照出南阳本土文化的个性特色。他气质文雅，内敛致中，率真且不事张扬、随和而学有所养，中规中矩、不偏不倚，一派知识分子的清癯洒脱之气。
有人认为：“一种作家用思想和智慧写作，一种作家用灵魂和血肉写作。”这种划分未必十分科学，尤其是有点二元对立的意思而令人难以接受。但若换一种角度，权当一家之言而领悟的时候，我欣赏和羡慕前者，但更敬重和认同后者。因为既然是以文字向社会发言，那么应该具备超乎常人的思想智慧自不待言，若又能“用灵魂和血肉写作”岂不更富于生命意识的生动性、创造力和真实感，更容易实现创作主体与读者的沟通交流而引起更大的共鸣。固然，文学的样式是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但内容的意义更为必要，尤其隐含在文本中的灵魂是更为根本的精神支柱，任何时候，富有生命体验的终极人文关怀才是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本的价值体现。
以写作散文安身立命的周先生，似乎更应当算作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的作家。他的散文本真、质朴，乡土气息十分浓厚，充满温馨温润感，是一帖寻找精神家园、救治思乡怀故情结的心灵安魂剂。因为，任何时候，只有“在接近自然的地方，一个人也更接近自己的灵魂”，反过来亦然。人类社会最初萌生的农耕文明，之所以能够留下清晰的文化遗传的印记，是因为这种来自乡村的印记才是我们记忆因子的发源地。所以，无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大多都天然地依恋和向往田园风光，土地、村舍才是更有亲和力和值得人们追忆、遐想的灵魂栖息地。而城市除了建筑的风格或许会稍稍勾起人们记忆的思绪，大量复制和雷同的钢筋水泥、沥青路面则更多的会是拒绝亲情的召唤而稍显冷漠。其实，人工雕琢味越浓的地方越无从唤起更多的文学意蕴。
而周先生的散文，尤其他更多的农村题材的散文，道出了人类朴素的情感，说出了农家的世情冷暖。他说：“我身上，环流着农民的血液”，“我是农家子，吃红薯饭长大，穿粗布衣成人，对农村和农民，一直怀有一腔挚情”，“农民的哲学思想、生活习惯、是非标准、文化观念、审美趣味，深深地影响了我”。由此可见他对农民的一往情深。正是最大限度地传承了农民的血脉才孕育了他的文化人格，是农村的乡土气息营造了他的精神家园，是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塑造了他的从容气度。从农民思维的起点出发，他对农村风土习俗的熟稔，对国人情态风貌的把握及其信手拈来、驾轻就熟的文字创造，成为抵达他著书立说创作彼岸的一叶方舟，这种不期而遇的宿命，使他的文本深刻地体现出他灵魂得救和对土地朝拜的文化寻根意味。
矍铄、儒雅的周先生，1941年出身于南阳社旗县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虽然父辈识字不多，但耕读传家的传统伦理却在时时浸润着他。从牙牙学语到懵懂童年，从亦步亦趋的启蒙教育到因材施教的青春少年，特别是中学阶段对国文和写作的痴迷，真正使他开始走上自己的逐梦之旅。那时候，闲暇之余他便沉浸于舞文弄墨中：参加“文学社”；刊出《萌芽》壁报；尽可能宽泛地阅读一些可以接触得到的文学名著……几乎所有青睐于创作的文学青年的激情之举，都被他认真演练操弄一番，这是他爱好写作的全面实践，也是他学习各种文体的一个锻炼机会，由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并尝试向报纸杂志投稿。
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58年4月得到回报，他的诗文《炉边小唱》第一次在《南阳日报》上变为铅字，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对于他那是怎样的激动不已而又永生难忘的时刻。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周先生的第一篇。因为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在那个迄今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年份，崇尚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不必个体反思甚至不用思考是那个时代的主色和时尚，任何时过境迁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事后诸葛亮式的阐释，都没有多少客观的借鉴意义。所以，即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不一定利于文学的生长，但周先生依然对自己这篇见诸报端的处女作“觉得有模有样的委实漂亮”，他“禁不住欣喜若狂，如痴如醉”。文学使他沉浸在想象和创造的快乐中，替代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更多实惠的一些想法。但于他来说，无论怎样，侍弄文学才是他的真爱，与之能否长相厮守姑且不论，但那份对文学的挚爱却不必质疑，毕竟邂逅缪斯女神并得到眷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可为和可遇的幸事。
我猜想，激情和躲避不开的意识形态，对他最初创作很可能有着双重的促进作用，否则，那篇处女作不可能诞生在全民轰轰烈烈的捉麻雀运动中。这个不可小觑的开端，或许成为了他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和毕生从事写作职业的最初诱因。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三十余篇诗歌、散文。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阔步前进的时候，命运之神却给他开起了玩笑——这时，急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种情形下，现实中每个要食人间烟火的人都不可能“躲在小楼成一统”，更何况对文化人有着特别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在那种“越来越好的喜人、逼人形势”中岂容他抽身之外袖手旁观。所以，当他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文学创作的曼妙滋味时，就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运动裹挟和牵连上，一下子从享受创造文学的快乐高潮中跌落下来，主动发言变“被发言”的无奈，使他只有受批挨斗之份，没有还手回击之力，任你百般辩解，遭遇“白专典型”的批判而备受不公却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这十年的蹉跎岁月中，他不但作家梦难以为继，而且原来发表的作品又招致“清算”，这住牛棚、写检讨的尴尬和“始得名于文章，始得罪于文章”的翻云覆雨，恐怕仅用政治原因不好文过饰非、一笔带过，肯定会有人性中见不得阳光的东西趁机从中作祟。
在时势造英雄中，固然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很多时候起质的决定作用的却往往是天意，人到底抗争不过命运，时运如此，为之奈何。这时，他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学教书育人，这种为谋生从事的职业以及他后来家庭生活的角色转换，丝毫都不能动摇他最初的抉择。尽管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环境几乎阻断他专心致志进行创作的各种可能，一切的底色都变得红彤彤一片，所有的事情都能与政治搭边，耀眼的光芒遮掩了本该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不仅时势如此，而且对文学欲罢不能和没处发表作品的苦闷也在时时困扰折磨着周先生。在这种双重压力下，踏入社会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世道人心在特定环境下的极端表现，更从社会这部无字大书中愈加看清了人性嬗变的诸多方面，因而，纵然暂时失意但难以撼动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志向。
虽如此，他唯有像多数身处逆境中的人一样去耐心等待和韬光养晦，在修为养性中坐看风云变幻、常思世事变迁，在磨砺和持守中拒绝沉沦、艰难抗争。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岁月流逝虽然销蚀着铅华，但终将大浪淘沙、真金必现。只要精神不倒，他就会依然挺立并前行在文学世界的畅想中。于是，读书思考、行文练笔、向内挖掘成为他提升素质的必修课，他坚信，只要有梦想，就会有希望，好梦必定成真。
在期待和守望中，他迎来了文学的春天，也开始了他写作的第二春。当然，刚刚经过“文革”的他，即便没有了意识形态禁锢的余悸，但思维的惯性也不可能使他对写作形式很快地表现出浓厚的前瞻性的兴趣，更何况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没有更多可供借鉴的阅读来引领他的写作。所以，继续秉持杨朔散文模式仍然是他及那个时代的必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空前解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不断涌现：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想逐步被介绍到国内。单一的、理性意义上的揭示事物本质的方法，正在受到观念意识不断创新的挑战，原来仅仅用认识论来观察和表达世界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呈现出更多另类的面孔，文以载道也因“为生命而艺术”的冲击而逐渐淡出。多元文化和各种文体形式的出现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能够挣脱传统散文写作模式的束缚，这些无疑改变着他的创作观念，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他思想的日益丰富也使自己呈现出井喷状的写作态势，这种情形下，多个单篇发表的文章有了结集的可能。于是，继1986年他出版第一本散文集《乡间小路》后，接二连三地出版了《葫芦引》《情歌·挽歌》《铃铛》《唱给文学的恋歌》《绿窗小品》《皇天后土》《桥的呼唤》《周同宾散文自选集》《周同宾散文》等。在这段创作的丰沛期，不仅散文的艺术表达达到了新的高峰，而且，始终真诚地描摹农民生活成了他创作的主调。此时的他说，“我的散文，便是唱给农村生活的一曲绵绵的歌，也唱情歌，也唱挽歌；不论唱得好坏，自信歌里尚有一颗真心”。因此可以说，是农村题材成就了他，是父老乡亲的真实生活打动了他，他也成了农民永远的歌者。
其实，一直以来，对于血脉里流淌着农民的血和有着很深农村情结的他来说，农民和农村生活几乎成了他歌之不尽、咏之不竭的创作主题和重要精神源泉，相比以往，也许这时的他才算真正找到生存的坐标，等来了大显身手的时机。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个时代，发愤努力、勤奋耕耘而且佳作不断，连续在全国百余家报刊发表散文八百余篇，多篇作品被收入全国性散文选本或被文摘报刊选载，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西班牙文而介绍到国外，并获奖二十余次。
休谟说：“哲学中有一条一般的原理‘一切开始存在的东西必然有一个存在的原因’，这个存在的原因决定了始与终的统一。”世事固然难料，但最终都要回到或接近最初的出发点，这似乎可以用作阐释悖论。世上许多不易察觉的偶然中孕育着必然并给人留下悬念，周先生之文学造诣既是一种偶然又是一种必然，他偶然在社会一个时段的文化塑造中，必然在他个人的天赋和勤奋创造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及他的作品虽然是时势造就的结果，但他的创作本身却是极具个人化的精神创造。他在这种创造中并不刻意于那种缺乏心灵呈现的纯粹形式变换，也从不把玩艺术，而是对生活和文学自始至终投入真情实感，更多的是在语言锤炼中探索个性风格，这决定了他必将以最为适当的语言技巧来本质地表达本真的现实生活，这是他能够每每写出令人萦心牵肠文字的缘由，这文字鲜活、深沉富有质感，感怀、犀利蕴涵诗意，绵延、醇厚耐人咀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