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未开化和野蛮的国家中则完全相反。每个野蛮人都要经受一种斯巴达式的训练，而且出于其所处境遇的需要每个人都使自己习惯于多种艰苦。由于他处于不断的危险之中；他常时需要面对极端的饥饿，经常是简单地死于匮乏；他的环境不仅使他习惯于各种悲痛，而且教育了他不屈服于悲痛所易于激起的任何激情。他不能指望他的同胞对他的这种弱点有任何的同情或宽容。在我们能够多为别人着想之前，我们自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由自在。如果我们自己的痛苦在残酷地折磨着我们，我们就没有闲心去关注我们邻人的痛苦，而所有的野蛮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匮乏和需要是太需要他们去关注了。因而，他们不可能去过多地关心别人的匮乏与需要。因此，一个野蛮人不论其痛苦是什么性质的，不可能指望他的国人对他有什么同情，而且基于那个原因他也不屑于暴露自己，流露出一点儿弱点。不论他的激情是多么的狂暴，他都不允许它们去干扰他外表的安详或行为举止的沉着。我们听说，北美的野蛮人在所有各种场合都是表现得十分冷漠，而且如果他们在任何方面显得被爱情、悲伤或愤恨所压倒，他们就会认为自己降低了人格，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慷慨几乎超过了欧洲人的想象。在一个所有的人在地位和财富都处于同等水平的国家里，我们也许可以指望双方的相互爱慕是婚姻中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而且可以纵情地相爱无须任何克制。然而正是在这种国家里所有的婚姻毫无例外地都是由父母一手包办的，而且如果一个年轻人对某一个女子表现出了更多的一点儿爱慕，或者对什么时候结婚和同谁结婚不表现出全然漠不关心，他就会认为自己这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来。在讲人道和讲礼貌的年代里人们对爱情如此放纵的这个弱点在野蛮人中被认为是最不可原谅的女人气，甚至在结婚以后双方都会为建立在如此卑鄙的需要上的结合而感到羞愧。他们不住在一起，他们彼此只偷偷地见面，他们双方继续住在他们父母的家里，在所有其他国家里被许可而且可以不受任何谴责的两性的公开同居在这里却被视为最不体面和最无男子气的好色。他们不仅对这种令人愉快的激情进行这种绝对的自我控制，他们还常常在其同胞的面前以最麻木不仁的态度忍受伤害，对谴责和最大的侮辱而不表示出丝毫的愤慨。当一个野蛮人成了战俘，并且像常有的那样被他的战胜者判以死刑时，他听到这个判决时没有任何的激动，而且后来在接受这个最可怕的磨难时，他也没有悲叹，或者说除了对敌人的蔑视以外，不会流露出任何激情。当他的双肩被吊起来放在慢火上烤时，他嘲笑折磨他的人们，并且告诉他们那些曾经落入他的手中的人他折磨他们的方式还要更加别出心裁得多。当他全身上下所有最柔软和最敏感的部位连续几小时被火烤、火烧和撕裂后，为了延长他的痛苦，他常常被给予一会儿短暂的休息，他会被从刑架上放下来。这时他会利用这个间隙谈论各种无关紧要的话题，询问国家大事，仿佛对自己的处境漠不关心。旁观的人表现出了同样的麻木，见了如此可怕的一件事他们似乎也无动于衷；除了在折磨他时需要他们帮一把的时候，他们才朝被俘的人看上一眼。在别的时候，他们就抽烟，信手拿一件什么东西玩，仿佛那里全然没有那么回事。据说每一个野蛮人从极其年幼的时候起，就在为这种可怕的结局做准备，为此他创作了他们所谓的死亡之歌。一支当他落入敌人的手中，在他被敌人折磨得要死时他所要唱的歌。那支歌包括了对折磨他的人的辱骂，表示了他对死亡和疼痛的极端蔑视。他在所有特殊的场合都要唱这支歌：在他走向战场时他唱这支歌，当他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时他唱这支歌，或者每当他想要表示他在思想上早为这种最可怕的不幸做好了准备，没有任何人类活动能够动摇他的决心或改变他的初衷时他都要唱这支歌。在所有其他的野蛮民族中同样盛行着这种对死亡和折磨的蔑视。没有一个来自非洲海岸的黑人在这方面不具有他的利欲熏心的主人经常无法理解的那种宽宏大度。命运女神在对她的人类帝国实行统治时从来没有比她要那些英雄的民族屈从于从欧洲监狱出来的垃圾，屈从于既不具有他们本国的美德，又不具有他们所来到的国家的美德的坏蛋们更为残酷的事情了。那些坏蛋的轻浮、残忍和卑鄙是如此公正地使他们受到了被征服的民族的蔑视。
野蛮国家的习俗和教育要求每个野蛮人所具有的英雄气概和不可战胜的坚定并不是对成长和生活在文明社会里的人的要求，因此，如果当后者在疼痛时发出抱怨，如果当他们处于不幸中时他们发出悲叹，如果他们让自己作为爱情的俘虏，或者被愤怒弄得心绪不宁，他们是很容易得到原谅的。人们并不会认为这种弱点会影响他们的基本品格，只要他们不放任自己去做任何反正义或反人道的事情，那么即使他们面部的安详，或者他们言谈和举止的沉着会多少受到一点打扰，但他们受损害的只是一点名声。一个对他人的激情比较敏感而且富有人性和有教养的人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接受一个激动和感情强烈的行为，也能比较容易地原谅某些细小的过火。主要当事人是意识到这一点的，而且相信别人对他的评判也会是公正的，因而敢于尽量发泄自己的激情，不太怕由于自己的情绪的激烈而遭到他们的蔑视。我们当着一个朋友的面要比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更加敢于表露我们的感情，因为我们指望从前者那里比从后者那里得到更多的宽容。同样，在文明的国家中礼貌的准则允许比在野蛮国家中所认可的更加激动的行为。文明人聚在一起以朋友的坦然进行交谈，野蛮人则以陌生人的保留聚在一起进行交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两个欧洲大陆最有教养的民族，在他们都十分感兴趣的场合他们的表情都使那些初次来到他们国家旅行的陌生人感到惊讶，因为那些陌生人是在敏感力比较迟钝的人民中教育成长的，所以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热情的举动，他们在自己国家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先例。一个年轻的法国贵族在遭遇到一个军团拒绝时，会在宫廷中当着众臣的面大声哭泣。男修道院院长杜·波斯说，一个意大利人在被罚款二十先令时所表现的情绪比一个英国人在被判死刑时所表现的还更加激动。西塞罗在罗马最讲礼貌的时代可以在整个元老院和全体人民面前痛哭，而半点无损于他的人格，显然他几乎在每一次演说结束时都这样做了。罗马早期和较原始的年代的演说家按照当时的风尚可能还不会如此强烈地表露自己的感情，我猜想，如果西庇阿、莱利乌和老加图在公众的面前暴露出这么多的柔情，肯定会被认为是有违本性和体面的。古代的那些战将在表露自己的感情时能掌握分寸，具有庄重和良好的判断能力，但是据说他们对在西塞罗诞生前不久由格拉古兄弟、克拉苏和苏尔皮西乌斯最先传播到罗马来的那种庄严而又充满激情的雄辩感到格格不入。这种在法国或意大利风行已久的热情洋溢的雄辩刚开始被介绍到英国来。在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中对自我控制要求的程度相互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他们也只得根据这种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行为的得体与否了。
这种差异又引起了许多其他相当重要的差异。一个文明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于听任天性的发展，他们变得坦率，开朗和真诚。相反，野蛮人由于必须抑制和掩饰各种激情的流露，必然养成了一种虚伪和伪装的习惯。据所有熟悉野蛮民族的人的观察，不论是在亚洲、非洲和美洲，他们都是同样的难于理解，而且当他们决心要隐瞒真相时，不论怎么查问也无法从他们口中得出真相来。最巧妙的问题也无法使他们落入圈套，严刑拷打是绝对无力使他们坦白承认他们决心不讲的任何事情的。野蛮人的激情，虽然他们从来不愿通过外表的任何情绪表现出来，而是深深隐藏在受害人的心灵深处，但是它们也总是可以达到狂怒的最强烈的程度。虽然他很少表露出任何生气的迹象，但是当他一旦发泄时，他的报复总是血腥而可怕的。一点点当众侮辱都会使他陷入绝望。他的面部表情和言语诚然仍然是清醒而沉着的，而且表现出内心的全然宁静，但是他的举动却常常是狂暴和激烈的。在北美人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幼弱远未成年的女孩子在受到母亲的一点责备后，她们也不表露任何不满或愤怒，或者只说一句“你不会再有一个女儿了！”就投水自尽了。在文明民族中男人的激情通常没有如此狂暴或如此不顾一切，他们常会大吵大闹，但很少造成伤害。而且其目的似乎常常也只是想让旁观者相信，他们如此激动是有道理的，他们只是想获得旁观者的同情和赞同。
不过，习俗和时尚对人类道德情感的所有这些影响比之它们在某些其他场合所造成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那些原则所造成的判断的最大的反常与品质和行为的总的风格并无关系，而只是与某些习惯的适宜与不适宜有关。
对生活在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状态下的人们来说，我们所赞同的不同生活方式通常并不涉及最重大的事件。我们从老年人那里和从年轻人那里一样，从牧师那里和从军官那里一样指望得到的是真理和正义，只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我们才寻找他们个别品格上的不同标志。除了上面所述的一切，时常也还有某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如果我们注意那个情况的话，也会告诉我们独立于习俗之外还有一种习俗教导我们的——那就是允许每种职业所特有的品质的适宜性。因此，在这种场合，我们就不能抱怨天然情感的反差太大了。虽然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要求他们认为值得尊敬的品质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同一品质，但是在这里可以说也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最坏的情况，那就是一种美德的职责有时扩展得太大，以致蚕食了其他某种美德的领域。波兰人中流行的那种乡巴佬的殷勤好客也许对节省和整洁会有些蚕食作用，而荷兰所广为敬重的俭朴也许会对慷慨大方和友谊有些蚕食作用。野蛮人所需要的顽强刻苦的精神减弱了他们的仁慈，也许文明民族中所要求的敏锐的敏感性有时毁坏了他们品格中的男子气的坚定性。一般来说，在任何民族中所产生的行为方式可以说通常在总体上是最适合于其所在环境的，顽强刻苦是最适于野蛮人环境的一种品质，敏感性则最适合于生活在一个非常文明的社会里的人。因此，即使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能抱怨人的道德情感严重地违反了常情。
因此，习俗所认可的对行为的天然适宜性的最大背离并不是在行为或举止的总的方式上。至于某些特殊的习惯，其影响往往更多是对良好道德的破坏，它能够把一些最明白和简单不过的违反是非原则的行为确立为合法的和无可指责的。
例如，有什么能够比伤害婴儿更加野蛮的行为呢？他的孤弱无助，他的天真无邪和可爱甚至能引起敌人的怜悯，对那么一个幼小的生命都不能饶恕应被视作一个狂怒和凶残的征服者的最凶暴的行为。如果一个父亲能够伤害那个甚至狂暴的敌人也不敢加害的婴儿，那么，我们想想看那个父亲的心能够是什么样的呢？然而，遗弃，也就是屠杀新生婴儿，几乎在希腊所有城邦，甚至在讲礼貌和文明的雅典人中也都是被允许的。每当父亲的境况使他感到抚养孩子困难时，他就听任孩子饿死或者让野兽吃掉，这些都可以不受到任何责备或非难，这种做法可能是在最野蛮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的。在社会的那个最早的时期人们在思想上就对它已习以为常了。而对这种习俗的始终如一的承袭妨碍了他们后代去认识其凶残。在今天，我们发现这种做法仍然盛行于所有的野蛮民族，而在那种最原始和社会发展的最低阶段，这种做法无疑要比任何其他时候更加可以得到原谅。野蛮人的极端的贫困常常使他自身经常处于极端饥饿之中，他自己常时死于匮乏，他经常无力养活自身和孩子。因此，我们丝毫不应奇怪，他会在这种情况下遗弃孩子。一个人竭力在逃离他无力抵抗的敌人时，他必然会扔掉他的婴儿，因为婴儿妨碍他逃命。这个人肯定会得到原谅，因为想救孩子，他就只能指望死在一起。因此，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允许一个父亲自己做出判断他是否抚养他的孩子，就不应使我们感到如此吃惊了。不过，在希腊的稍后一个时期，为了长远的利益或方便，同样的事情虽也被允许过，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了。延续至今的习俗如此容忍这种恶习，致使不仅世上没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对这种野蛮的特权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而且本应比较公正和准确的哲学家的理论也被这建立起来的习俗而引入了歧途。在这种场合，也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们的理论不是谴责这种可怕的恶习，而是根据对社会效用的长远的考虑对这种可怕的恶习予以支持。亚里士多德在谈到这一恶习时，好像是地方长官在许多场合应该加以鼓励的事情，仁慈的柏拉图也持同一看法。他对人类的爱似乎使他的全部著述具有了生命力，可是在他的著述里哪里也找不到对这种恶习有半点非议。当习俗对如此可怕的对人性的践踏都能给予认可时，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没有什么粗暴的行为他不能默认的了。我们每天都听见人们说这种事情非常普遍，人们似乎认为这一点已足以为这一最不公正和最不合理的行为做辩解了。
有一个明显的理由可以说明我们在对待行为和举止的总的风格和品质的情感上，习俗从来没有使我们的情感与个别特殊习惯的适宜性或非法性产生同等程度上的反常，从来不可能有这种习俗。如果在哪个社会里人们行为和举止的通常倾向就是我适才所提到过的那种可怕的习惯做法的话，那么那个社会绝不可能存在一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