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天，国家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农村生活仍然异常紧张，我已到了读书年龄，父亲到冢头赶两次集，卖了两只大公鸡，让我离开本村的自办小学，到冢头镇的煤土庵小学读书。
煤土庵小学是冢头镇的一所重点初级小学。当我从学校回来后跟父亲说，学校里有风琴能学唱歌，每星期可以学习广播体操时，少有轻松心情的父亲当着我的面笑了。当听我说跑远路肚子很饥，父亲脸上的笑意立时一扫而光。就在这时我听父亲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好好上学，有学问才能不忍饥。”
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去看望我舅爷。舅爷所在的长桥公社窦堂村有一座红石牌坊，是乾隆年间乡绅冯赞所建。父亲领我到牌坊前，把冯赞一族的历史和红石牌坊的来由讲了以后，说：冯家意外捡来了万贯财宝，置庄买地，花钱买官，却没有送一个孩子去念书，结果挥霍无度，坐吃山空，后来又成了穷人。
到了第二年夏天，移民去新疆奎屯的表哥（我四姑家的大儿子）回乡探亲来看望我父母。表哥由于有文化，在新疆奎屯市的棉纺厂当上了中层干部。听说我已到冢头上学了，他很高兴，中午吃饭时问我：“你长大想干啥？”
“跟你去新疆当工人。”我认为表哥在新疆工作每月能发工资就很不错。
“不中，我们是农垦工人，多数人还是种地，你要好好上学，到时候当干部！”表哥说。
坐在一旁的父亲看我没有说话，就接着说：“得把书念好。有文化了当老师、当先生，世道不管咋变都有饭吃。”我们这地方把医生称为“先生”。那时候常年吃不饱饭，父亲最操心的是我咋能不饿肚子。
这是父亲第一次说出对我的人生希望。只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实现他的“希望”，要把书念好是多么的曲折和艰难。
3.难圆读书梦
深知读书重要的父亲希望我能好好读书，可是我们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一说到读书就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之所以“沉重”，是我们强烈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的冲撞造成了太多太多的苦恼和遗恨，苦恼得让人欲哭无泪，遗恨得使人终生抱憾。
一个人的命运与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读书的年华、应该茁壮成长的岁月正值我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前期，十年动乱的政治旋涡、混沌纷乱的文化阴霾让这一代人有多强烈的读书欲望也被禁锢，有多激奋的上学热情也被窒息。那是一个让一代人不堪回首的痛心伤神岁月。我的经历与那个时代的同龄人大同小异。因为大的政治气候造成的社会灾难谁也逃不脱，而每个家庭每个人所遇到的困难、艰辛则各有酸甜苦辣。这里就简要说说我自己的苦衷吧。
父亲希望我读书，这个话虽然他平时说得并不多，但从言谈举止中能体味到父亲对我读书的关注和支持。
在冢头上学，每学期要交一块五或两块五，最多到三块五的学杂费和书钱。为筹集这为数不多的钱，父亲想了不少办法。他先是学着做鸡毛掸子，平时利用给生产队喂牛的时间做一些，抽空出去卖了，到开学时基本上可以有钱交。后来村里做鸡毛掸子的多了，父亲就又学着拧草苫子。生产队分的秆草（谷子秆），其他人家都用来烧火炕馍，父亲则把它放起来，每逢下雨或冬天不到地里干活，就和母亲一起搓些细麻绳（俗称“经子”），用秆草拧草苫子，让我一大早背到集上去卖。刚开始，父亲拧的草苫子技术不大过关，宽窄不整齐，拧的花边也不大精细，看起来不够美观，到集上给行家的一比显得很差劲。我就摆放得尽量稍远一些，不至于比较出太大的差距。结果往往赶几个集卖不了。十来岁的孩子已有了羞臊感，把草苫子背来背去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走大街怕同学们碰见没面子，走后街怕碰见我舅家的人——因为父亲常叮嘱我要尽量少给舅家添麻烦，所以我背草苫子从街上走时，一是不抬头，二是尽量走得快一些，遇到人多的地方就想办法绕一绕，以防碰到认识的人。母亲每看见我不想赶集卖草苫子，就说：“您大（我对父亲称‘大’）费恁大劲拧俩草苫子还不是为你上学交学费，不想上学就不去卖！”
咋不想上学？太想上学了！每想到这里就又打起了精神。好在我父亲脑子很灵活，又拧了几个以后，草苫子宽窄整齐度很快就掌握住了，外观也好看多了。一个草苫子五六毛钱，卖几个草苫子一年的学费还可以勉强对付。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县新华书店每年都有几次到公社及学校巡回售书的活动。书店的人一到我们学校，老师就把他们开会的大屋子让出来，几张桌子对一起，各种图书摆上去，让学生围圈选购。初级小学的学生最喜欢的是小人书，每次有书店卖书我都会跑过去看。由于没有钱，一毛钱甚至几分钱的小连环画，始终一本也没有买过。书店人员看我们这些学生只看不买，第一次进去看看还可以，第二次就不让靠近书摊了。看到别的同学买了画本，自己心里很羡慕。一般关系的同学是不借给看的。我舅家邻近的马银岭、金振杰等几个回族同学家里都做些小买卖，经济上相对宽余些，所以，每次他们都会买一本两本。我只能主动热情地与“老表”们拉近乎，厚着脸皮借着看看，不过也只是一次、两次。同学买了画本以后，先找块牛皮纸裹一个皮，为的就是怕别人借，怕摸脏了翻烂了。
这一时期对画本的渴求、对知识的渴望深深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以至到我有了工资收入以后，一有机会就买书。1984年第一次去北京出差，算好剩下六块车票钱后把多余的钱全部买了书，一路上没吃没喝，路过郑州没敢停，到郏县城时兜里仅剩一毛五分钱。几十年来，我买了不少书，有些甚至没有看就放在那里。我心里清楚，那是由于小时候没有钱买书，使我的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书籍占有欲，它满足的不是看书、求知，而是买书、存书过程中的那种心灵享受。
1968年年底，落实毛泽东主席“把教育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教师全部返回原籍，我们村因没有学校、没有教师，全村几十名学生只好“待命”。这期间，我没学上，没书读，基本上成了一个精神饥渴的流浪儿。为了有书看也想了一些办法，只是有点可笑，而且效果也很差。
先是想偷生产队的黄豆卖了买书。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被生产队长派到村西最远的地里看玉米，玉米地里带有黄豆，黄豆快落叶时，在地里可以烧着吃。吃着吃着有了想法，就与同学商量，多薅点晒晒，弄干净到集上卖了，有几斤就可以买两本书。说干就干，我们俩每人在地中间隔着挑着，每人薅了一大抱儿。天黑以后抱着回到村里，没敢进家，堆到一个炕烟房里，打算再干几次，等晾干了脱粒后去卖。结果我们的行动很快被父亲发现了，他也没问缘由就批评了我一顿，这次行动算“流产”了。
第二次是冬天农闲时捞鱼换钱。有一次我去集上卖草苫子，我摆草苫子的对面有个老汉用竹篮提了几条鲫鱼在卖，每条三毛、两毛，一早上卖了好几条。回到家后我就找到远房侄子留振，提出能不能找个“瓮鱼”的网（手推式的小鱼网），瓮几条鱼卖卖，也能买书。他比我大四岁，手巧，很会干活。他很快就找到了网，只是有网没有杆儿，他又找了一根三四米长的竹竿。竹竿又光又滑不好绑紧，我担心把人家的渔网掉到水里，留振却有办法，当时我很服气，也觉得有了希望。第二天上午，刮着西北风，我又叫上一个生产队的同学振显哥，留振扛着网，我提着篮子，一起出发了。我们从村南边的坑塘到村西头的大水坑，推了大半天，捞了几条大一点的（有五六两重），十几条两三寸长的，还有几十个小虾，每个人的手都冻得像胡萝卜。我的任务主要是捡鱼，手冻得失去知觉不听使唤。冢头农历逢双日子有集市，又隔了一天的早上，留振他俩到地里给生产队深翻土地，我把鱼提到冢头集上去卖。那天的运气还算不错，等了至少一节课的时间，过来一个很客气的教师模样的中年妇女，可能看我冻得挺可怜，本来只要三条大鱼，最后给了七毛钱，把鱼全部买下。我很感激，因为这些宝贝如果卖不了，再带回家只能扔掉了。口袋里有了七毛钱，别提多神气啦！我先到位于东街路北的新华书店门市部，挑来选去，自作主张买了一本《青海湖文艺》和一本《河南文艺》，最后手里攥着还剩下的一毛钱，夹着膀子站在书店门口先把杂志的目录详细看一遍，才兴奋地往回走。手里有了杂志，西北风也不是那么冷了，肚里刚才还饿得咕咕叫，这时也好像没有饥饿感觉了。我们有了两本杂志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同学们都争着借阅。可能是兜里从来都没有装钱的习惯，剩下的一毛钱装在身上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我们三个人推来推去谁也不要，不知后来丢到哪里了。那两本杂志在全村传了快一年，慢慢就没有下落了。回想起来此事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把捞鱼的好事坚持下来，二是两本杂志借的人太多，为照顾同学们的情绪，我并没有认真看过。但是遗憾归遗憾，保留在内心深处更多的是一种对少年趣事的无限回味。它使我们贫瘠的生活变得丰富，而在我以后日渐富足的物质生活里，成为一笔精神财富激励我奋进、向上，并始终保持一种简朴、勤勉的本色。
人一旦有了欲望，满足欲望的办法自然就会萌生。在村里上学（如果称得上是上学的话）近两年的时间内，参加的一项重要“革命”活动就是每隔几天晚上传达一次上级文件，进行“不过夜”的土广播。那几年中央不断有新文件，毛主席经常有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宣传这些文件和最高指示的要求就是立竿见影不过夜。另外，大会宣讲过的文件为了达到让群众深入灵魂、家喻户晓，还要利用晚上进行反复广播。所谓广播就是抽一二十名中学生，每三人一组，每组发两张报纸，用报纸卷成一头大一头小的土喇叭，大队办公室门口的一组为领喊组，一字排开，一二百米站一个组，领喊组配一个马灯或带罩的油灯，由念报纸、念文件能掂句、断句的学生引头，这里喊一句，后面的每组人员依次依句，鹦鹉学舌式地向群众广播。我属于语文水平高一点的学生，所以，每次都会参加。其实我也乐意参加，因为党支部要为喊广播的人发《河南日报》，虽然也要求结束后都必须把报纸交回去，但毕竟把关不是那么严格。我每次争取走在最后，不声不响地把有诗歌、散文之类（后来才知道是“文艺副刊”）的那一张报纸折成小叠偷偷地带回家。回家看过以后，那很稀少的报纸往往还有用处，要么是母亲剪鞋样儿，要么是糊墙。为了能够保存，把报纸拿到家看了以后，就把一些诗歌和小散文之类的剪下来，又买了两张白纸裁成如杂志大小的本子，把剪报贴上去，还把从一些报纸或大字报上找下来的警句、诗歌也抄了一些上去，报纸上的一些图画、版花、口号之类的剪下来也贴上去，算是艺术装饰吧。就这样，半年时间贴了大半本。常在一起玩的同学看见后很有兴趣，就争着看，没等本子贴满，前后两张封皮已经扯烂了。这个小本子说起来也算有点自办杂志的性质。时间不长我们去柿园学校上学了，没有再贴下去。直到我应征入伍时，这个封面已破烂的“自贴杂志”还保存着。
在那个年代，不仅是没有书看，而且是很多书不让看，有书还得偷着看。不能上学的那段时间，总想找本书看看，后来发现我一个远房叔叔好像看过不少书。这叔叔对我非常好，问他有书没有，他开始说有书早交到大队部了，后来说现在有书也不敢看。一段时间后他看我追得紧，就在一天晚上把我叫到他喂牛的小屋里，悄悄给我一本前后没有皮、前面几十页像卷白菜一样的书，反复交代不要让别人看见，看了以后不要对别人说，一定不能给第二个人，等等。我把书拿回家后，晚上照着煤油灯看了很长时间（第二天早上发现头发被煤油灯烧焦了一块），里面的史更新、赵保中英勇顽强不怕死的劲头让我心里热乎乎的。看到八路军要炸掉日本鬼子的猫眼司令部，以后几页没有了。后来才知道那本书叫《烈火金刚》。那是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后来我这个叔叔不知从哪儿又给我找了一本没头没尾的《红岩》。由于我只背诵过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没有学习过有关小说、散文这些文学方面的常识，就觉得写书的人真不简单，不仅知道八路军、解放军的事儿，连日本鬼子、汉奸和国民党特务的事儿也知道那么多。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那种幼稚无知真可笑。
这种滑稽无聊的日子到1970年才出现了转机。1970年，全国发生很多大事。在贯彻党的“九大”会议精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形势下，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成昆铁路通车，等等。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是听说北大、清华开始招生了。不知道咋回事儿，北大、清华不论怎么招生也不会有我们的啥好事儿，却还是高兴了几天。不过这个预兆也不错，也就在这一年要过春节的时候接到通知：过了年，去柿园联中学校上学。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个大喜讯！这个春节是我最高兴的一个节日，吃什么都香！
4.“柿园”师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