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中秋节，连里杀了一头猪，两个连领导家属每家给鲜肉两斤后，指导员悄悄给我说：“再弄三斤给教导员送去。”我说：“还有其他领导呢？”指导员很坚定地说：“别的不能送了。连里好不容易养一头猪，把肉送出去多了战士吃啥！”
教导员接到我送去的鲜猪肉，立即起身用报纸包了一下直接放到里屋。他可能也估计到了这新鲜猪肉不会给营里其他领导每人都送。
7.国波团长的个性
国庆节之前到团里领过节物资。吃罢中午饭，与机关工作的张金殿、李顺卿等老乡在一起闲聊，无意中提到了老团长国波。
给团首长开吉普车的李顺卿说：国波团长走的那天，我们这些为他服务过的勤务人员都掉了泪，接着七言八语地说了一些国波团长生活中的一些平凡小事。我听了很受感动，记忆犹新。
国波团长，都说他不姓国，却也都不知道他究竟姓什么。山东蓬莱人，抗日战争时期入伍，1973年从师教导队队长的位置上调到我们团任团长。他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体魄，两眼炯炯有神，说话声若洪钟。可能是他知道自己说话音重，所以平时寡言少语，一脸的威严，一脸的庄重。他给大家的总体印象有三：一是认真，二是很认真，三是特别认真。
他1975年8月从襄渝线收尾后向青海搬家，交代服务人员，找几个旧箱子把东西装了，不准用一块工地上的材料。他离开青海去长沙铁道兵学院上任时，仓库用装运机械的旧包装箱给他做了两个行李箱，他到司务室交了三块钱。司务长说这钱收了没法下账。他说：说明你不称职！不然就直接把钱送到团仓库。
他爱人孙亚玉是中央机关子弟小学的老师，1976年暑假来到部队休假，按规定干部每月供应清油一斤，家属临时到部队探亲每人每月半斤食油。一个月假期结束，爱人走后他到司务室结账，所有物品按规定收了钱，他看了明细表后说：算错了！一个月两人吃二斤清油超了半斤，应该再收四毛一分钱。10师柳副师长是全师资格最老的领导，也是国波团长的老首长。有一次到团里视察工作，中午在机关灶上就餐，他同着老首长的面给司务长交代，饭菜热乎一点，按标准招待，咱不挤占同志们的利益。气得老首长直想跺脚走人。
机械装备股有个四川籍干部，家里是山区，转业时怕行李装不好走山路散架，从仓库拿点木料做了两个包装箱，他听说后在机关大会上对机械装备股和后勤物资股提出严厉批评，并派人把已经离开天峻县城的拉行李汽车追回来。那位干部只好把木箱卸掉用绳子捆着行李离开了部队。团里有个副团长叫刘居才，平时作风粗暴，对人严厉，处事简单，同志们送他雅号“刘土匪”，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国波团长。有一天下午下班后，国团长在机关院里散步，看见跟在刘副团长后面的公务员抱了一个报纸包着的东西。刘副团长害怕团长看见，急急忙忙想溜走。国团长知道刘副团长不拘小节，计较口福，忙喊住问：
“老刘，这又是弄的啥？”
“今天去2营遇见他们杀猪，割几斤肉带到干部灶（团机关有干部灶和士兵灶）上吃鲜肉饺子。”
国团长不动声色地说：“连队一年多养成一头猪，战士们吃一次新鲜猪肉多么不容易。你怎么随便拿连队的东西，占下面的便宜？！送回去，送回去！”
刘副团长知道事情麻烦了，马上说：“这几斤肉咱机关吃了，给他们付钱嘛！”
国团长更认真了：“连队有钱往哪儿买鲜猪肉？不行，把肉送回去！”
刘副团长无奈，只好摆手让司机往回转，把肉送回2营。晚上吃饭时，国波团长见到刘副团长：“猪肉送到了没有？”刘副团长不敢怠慢：“送到了。”
国团长吃过晚饭没有到操场散步，直接回办公室给2营营长打电话，当听说猪肉的确已送回去才放心了。
国团长处事仔细认真，对自己严格要求，事事厉行节俭的做法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好接受。他身为团长，每天早上的早操一般是第一个到位，而且每次都走在最前面，每个动作都认真、准确。有一次作训股参谋指挥跑步喊口令“一、二、三、四”的“四”字声音有点低，跑步结束他立即要求换人。在机关干部灶上吃饭，他必须自己拿碗排队打饭。有一次炊事员看他已站在第二位，伸手隔前面的人去接他的碗，被他敲了一筷子，还瞪了一眼。1976年下半年，外单位的文艺团体到团机关大院进行慰问演出的次数逐步增多，原来露天礼堂主席台上的蓝色幕布已很陈旧，而且已有几个小洞，宣传股的同志经请示政治处领导同意后把旧蓝色幕布换成了当时比较时髦的红色金丝绒。幕布挂出后他认为如此铺张，属于奢侈，在机关干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宣传股。他离开47团去长沙上任时，通信员、驾驶员几个人给他搬行李，临走时他又发现一件遗漏上缴的公共物品——高原防护墨镜。这种镜子当时部队核算计价是每副一块五毛钱，他命令通信员将钱送到司务室把收条带回来。
1976年11月22日，2营10连灶房失火，有三名战士被烧死。刚到高原没有多长时间的国波团长闻讯后立即赶到事故地点，到现场后他声泪俱下：这些战士的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是为了学习，为了进步，为了给国防事业做贡献，现在竟被烧死了，我们怎么向他们的家长交代，怎么向我们的良心交代……说得在场的不少人都掉了泪。在事故处理时，他要求必须给自己处分。
国波团长的水平高、人品好是出了名的，可他正团级干了五六年才勉强被提拔，而且是提拔到长沙铁道兵学院当一位有职无权的教官。离开团机关去长沙报到时，机关的干部战士都早早地在寒风中等着为他送行，不少人都流下了敬慕和留恋的热泪。他备受指战员的尊敬是由于他的认真无私，而让他受到排挤冷落的又是他的无私和认真。
沟通我国西南和中南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襄渝铁路，1973年10月经过铁道兵和地方民工三年多的顽强奋战正式通车。这条全长八百多公里的“三线”铁路工程沿线山高峰险、川大河密，穿过武当山、大巴山、华蓥山，三跨汉江，七过将军河，三十三次跨越后河，横跨嘉陵江，桥梁隧道长度占线路总长度的百分之四十五，相当于从北京到石家庄修一条地下隧道，架一座从辽东半岛到胶东半岛的跨海大桥。这条铁路在当时与成昆铁路一样，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壮举。
襄渝铁路所修长度为八百多公里，总投资三十六亿元。这个投资正好是青藏线西格段的三倍（西格段长度近七百公里，投资总额为十二亿元），工程艰巨程度让人惊叹，工程的造价也让不少人惊讶！
襄渝铁路立项于20世纪60年代末，建设于70年代初，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仓促上马，盲目开工，人员多、浪费大，死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钱，工程质量令人担忧。当时团里负责施工技术的是余总，湖南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团级干部。由于他是资本家出身，老婆是长沙医学院副院长，有出国留学背景，“文革”中他被几次审查，最后安排在47团当总工程师。他与国波团长一样，经历了襄渝铁路开工、竣工的全过程。余工对铁路的施工组织、质量管理十分认真，极其负责，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部队的命令式管理，他对很多违反科学的决策、盲目混乱的指挥、家大业大的浪费现象和不少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等非常不满，但苦于自己的政治地位、家庭背景，又不敢直接向上级领导说明、表白。到47团任职以后，余总很快认同了国波团长的为人和作风，曾几次向国团长陈言，表示极大的担心和忧虑。国波团长大义凛然，秉笔直书，亲自动手写下了洋洋数万字的情况反映：《襄渝铁路造价为什么这么高？》。知情人和他的几位好友都为他担心，苦苦劝他好自为之。而他决心已定，铁石一般，把材料打印后，又亲自用毛笔写好通信地址、收信人姓名，分别寄给铁道兵兵部首长、国家计委领导，其中一封直接寄给了时任国务院主管计划、建设的副总理李先念同志。
1976年6月1日，襄渝铁路经过近三年的试行运输和整修，正式交付铁道部门运营，国内一片欢呼之声：“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
不合时宜的作为如果不为之付出伤痛性的代价，那就不可能是现代社会，也就无所谓讲政治了。至少在那个年代是如此。
国波团长为“不合时宜”所付出的代价让不少指战员很久很久仍义愤难平！但国波团长的人格魅力也让广大指战员们敬仰、爱戴，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