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逐居郡，不得与朝廷议矣。御史大夫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汤，终不敢言；及汤败，上抵息罪。使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十岁而卒。
汲黯和张汤的矛盾加剧。
张汤被定义为酷吏，酷吏和酷哥不一样，酷哥有粉丝，酷吏有政敌。酷哥喜欢的人多，酷吏一般只有一个人喜欢，那个人就是一人顶一万万人的皇帝。
酷吏在历朝历代都有，他们共同的特性是什么？锐圆以为，就是“温良恭俭让”的反面或对立面。酷吏和醇儒循臣是两种伴生的东西，谁也离不开谁。伴生的物种环境是关键，这个环境就是皇帝，做皇帝有个不二法门，就是儒法两手都要有，都要硬，王霸两道杂而用之，所不同者，只是因时、因地、因皇帝的脾气让这两种人的气势权重有所差别而已。
中国的政治，特别在庙堂之上，明文的规矩在焉，大臣们之间的潜规则在焉，这两种规则是灵活地交叉使用的，所谓酷吏，就是黑下脸来，不承认潜规则，全部公事公办。而所谓公开的规则，往往又以崇高的道德为准绳，就高不就低，冠冕堂皇，大而无当，如能严格执行，人间早就变成美好的天堂，所以一般而言，从一开始制订的时候，就是准备掺上潜规则才使用的。
标准越高，规矩越空，语言越模糊，执行者的空间就越大，这是红头文件的好处，酷吏执行时，不要这些空间，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通融”两个字，这一下子就让其他朝臣倍感不适。
酷吏们的执行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遭到主流的士大夫的强烈鄙视和攻击，除了工作上的正常矛盾，这又和酷吏们的个人操守有很大的关系。
是酷吏这个岗位选择了刻薄之人，还是刻薄之人特别适合做酷吏？这个问题需要细究一下。
我们现在读史，简单以君子、小人来评论古人，不免落于古人的俗套。在锐圆看来，酷吏之所以酷，首先是制度问题，然后才是人性问题。
酷吏的出现，是当时政治的需要，皇帝的需要，需求产生市场，市场催化产品。
一旦纲纪松弛，朝廷上人人都愿做和事佬，人人都愿意丧失原则来创造一个和谐的官场氛围，有为的君主就会想到鲇鱼，从而期待酷吏的出现。皇帝的期待是不可能落空的，除了长生不老之类的荒诞不经之事。可以这么说，前来担任酷吏的人，都是性格上比较执拗，从星座分析应该是属于那种追求完美主义的人，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最后，总有合适的人担当这个被历史诟骂的职位。
所谓酷吏，一般是充任侦查、检察、审理、判决的职务，甚至是从头到尾一手操办。在皇帝的充分授权和充分信任之下，无限的权力会激发出人性中隐藏在底层的恶的东西，认真、不讲人情、刻薄甚至以折磨他人为乐事，职业习惯和人性丧失就在一天天的工作中不觉养成。环境会激发人的潜质，包括恶的潜质，也能把善良之辈熏陶成凶神恶煞。
当所谓酷吏在朝廷肆无忌惮地迫害大臣的时候，皇帝在高处冷冷地看着，调节着，得意着……
酷吏和循臣之间的斗争，激烈程度和时间跨度是受控的，只要皇帝还在正常地运作权力。汉武帝把汲黯调离长安，就是让汲黯攻讦的对头张汤继续发挥作用。汲黯这个犟老头刚开始不买皇帝的账，非要留在京城， “出入禁闼，补过拾遗”，攻城略地可以主动请缨，做领导的心腹千万不能自荐。你以为自己是心腹，人家老板不尿你，岂不尴尬？汉武帝心里对汲黯说，拜托，你老人家还是到外地凉快去吧。汲黯一凉快就是十年，老死任上。
王夫之对汲黯非要留在长安与张汤一争高下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和酷吏斗争是为了国家，务求必胜而自快于心同，是不可取的。汲黯有点想和张汤势不两立一决胜败的意思，王夫之批评他“必快其志，气矜焉耳，非君子之道也”。
在政治斗争中讲君子之道多少有点迂。不过，汲黯如此恋栈，和酷吏追求完美主义已经相仿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