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诗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马，次以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为愚而不知理也。”上顾群臣曰：“黯自言为便辟则不可，自言为愚，岂不信然乎！”
上世纪80年代，锐圆大学毕业，分配到报社写小评论，当时，选题是最头疼的事，每天抓瞎，有前辈告诉我：“没有题目，就写‘人才’，‘人才’是永恒的题目。”
“爱情是小说永恒的主题，人才是评论永恒的主题，哈哈，我明白了。”
当时，大家动不动就拿韩愈的《伯乐相马》说事，动不动就引用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当时引经据典的频率上，我们可以发现人才问题的根结所在：一曰“天公”，一曰“伯乐”，说来说去，人才是被动的，呼唤伯乐，祈求天公，多如牛毛的人才文章其实就是在“呼唤”和“祈求”的方式上变花样，看谁能说动圣心。
现在，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已经不是媒体报道的主流了，反对压制人才、浪费人才的文章也不多见了，因为伯乐多了，天公也多了，关键是伯乐与伯乐，天公与天公之间有竞争了，起码在官场和国有机构之外是这样了。
在大一统的时代，只有相马的机制，不可能有赛马的机制。所以，坐稳了江山的皇帝，从来是不愁什么人才的，汉武帝笑话汲黯的一段话，我认为点到了帝王体制下人才问题的关键：“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人中有才如苗中有秀一样，老天爷是自有安排的，不因治世而多，也不因乱世而寡，全在选拔、使用而已。而选拔使用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制度性的，如举孝廉、科举等；一是际遇型的，命好运气才学好，撞到了伯乐或者天公的鼻子下，一下子把你拎起来，你就是那个旷世之才。在古代，就仕途一条道，大家踊跃地往上挤，只要皇帝稍有作为，随便一整就是“人才济济”，真正牛到“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能有几人？不为五斗米折腰，那十斗米、百斗米折不折？
汲黯劝汉武帝爱惜人才，说他“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对汉武帝来说，人才是杀不绝砍不尽的，想为五斗米折腰甚至卖命的多如过江之鲫（古代未污染之前的江，才有这许多鲫，要按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多如太湖之藻”），所以，我以为汉武帝的人才观那是相当实事求是的。
帝王家摧残人才是平常事，一是因为垄断就业市场，永远不怕他人寒心，永远不怕名声不好，树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二是比起诸多奢侈糜烂来，废弃人才的经济成本太低了，根本不必要心疼。在这样的体制下，你给皇帝讲“万马齐喑究可哀”他是坚决不认同的，你磕头祈祷“我劝天公重抖擞”，天公说你丫纯粹多事：拉出午门把小鸡鸡割了！
皇上英明伟大，加上各种机缘配合，一不小心能混上个所谓盛世，仔细观察，盛世之下，果然是人才济济，不过也是些循规蹈矩的人才。真正的人才时代是在乱世，乱世英雄起四方，竞争让尊重人才可以落在实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才是人间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