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孝文皇帝前十三年（公元前167年）
初，秦时祝官有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天子怜悲其意，五月，诏曰：“《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髡者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qiú）、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天下有罪，罪在朕躬。”这是后世的皇帝哥哥们经常说的一句大方话，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待考。
这是一般的规律：最高层做的见不得人的事，都是在后世才揭开厚厚的黑幕，把真相公之于众。秦帝国的编制里，有一个岗位叫“祕祝”，他的职责就是把上天对皇帝的警示和惩罚转移到臣属身上。
这种嫁祸于人的勾当，原来以为只有长得像陈佩斯这样的奸诈之徒（陈佩斯在小品里的扮相）才会干的，没想到啊，长得像朱时茂这样的领导全国人民的皇帝也干这样的事。
面对权力不受制约的皇帝，大家也很着急，也想过一些办法，就是用天灾甚至天象来吓唬皇帝，日食、月食、台风、地震，都行，天子嘛，只有上天能管得了。这些说法不要说在科学尚未倡明的古代，就是在今天，我们着急了，尽管知道是无稽之谈，也愿意相信。
下有政策，上有对策，秦始皇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专业人士，把这些个不祥的东东全部转移给别人，找若干下家替自己顶着。这一套只有帝王家才相传的秘密，一直传到汉文帝。文帝是个明白人，取消了这一套无聊的东西。
文帝既然不信这些灾异警告能够像癌细胞一样转移，那么，他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说法也就自有心得了。
这一年，有几件事，和今天有某种特殊的关联。
缇萦救父是流传千古的故事，属于大汉朝的“五个一工程”。
除去肉刑，不用说是仁政，但是文帝除去了肉刑，武帝可以随时恢复，我们亲爱的司马迁哥哥就被断了一肢，这种仁政人亡政息，我们只能表示有限度地欢迎，因为两千多年，我们这方面的进步那是相当慢的。
缇萦上书是典型的因案成例，因例成律，就是一个特别的案子变成典型的案子，并影响到法律的修订。现代社会的法律完善也是这样的，我们熟知的孙志刚案就是这样，死了一个孙志刚，因而修改了几十年的收容条例。
这一年，文帝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前些时候，有些媒体宣传取消农业税的仁政时，不假思索地说，这是空前的，事实上，两千多年前，有个叫刘恒的领导人，也有这样的举措。要知道，那时的帝国主要靠农业租赋，现在我们每年四五万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免掉五百多亿的农业税，国家的承受力还是有的。
跨越历史看一些事情，我们会很着急，也会很踏实。着急什么？我们该做的，做得很少，很多事情，我们还没做。为什么踏实？有些事情，放在几千年的坐标下，三五十年，三五百年，也是一瞬，所以，对于一些无奈的事情，我们要有历史性的耐心，别着急，慢慢地等着沧海桑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