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孝文皇帝前三年（公元前177年）
初，南阳张释之为骑郎，十年不得调，欲免归。袁盎知其贤而荐之，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通“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辨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啬夫。上就车，诏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
汉文帝喜欢“数目字管理”，见了丞相，问一岁决狱几何，钱谷几何；见了上林尉（皇家动物园园长）就问熊猫几多，老虎几多。园长傻眼了，估计他只知道一年上面的拨款几多，自己能贪污几多，其他不知也。旁边一位饲养员发现机会来了，吧吧吧吧，不仅熊猫老虎，连山羊兔子有多少也清清楚楚。说到这里，提醒一下，要在仕途上混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掌握数据，从GDP到计划生育落实情况，都得掌握，要不上司问将起来，一问三不知，岂不麻烦。数据出官，官出数据，不论数据是真是假，都要朗朗上口才行。
文帝向左右感慨：“基本数据都搞不清，怎么行呢？组织部的部长来了没有？要抓抓干部队伍的素质。”
文帝决定现场办公，该撤的撤，该提的提。
张释之出场了。
释之兄没有马上提反对意见，当面否定领导的决定是官场大忌。而是过了一会儿，慢慢地从周勃同学聊起。
释之兄认为，像饲养员这样的人，利口嚣嚣，精明逞能，反应奇快，这样的人是秦帝国喜欢用的人，不符合我们大汉的干部选拔标准。当时，只要想反对什么，你就说秦始皇喜欢，汉家的皇帝哥哥就不敢吭气了，凡是秦始皇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秦始皇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张释之在反对利口嚣嚣的时候，自己恰恰正是利口嚣嚣，文帝不能察觉而已。
但是，张释之说到的干部选拔标准，确实是很重要。曹参在继任丞相后，就把大汉帝国专制主义初级阶段的干部政策颁发下来了：“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要厚重木讷之人，不要言文深刻、利口嚣嚣之辈。
就事论事，这位饲养员确实比园长更称职。上林尉不知所养禽兽几何与周勃不知决狱几何钱谷几何不可以类比，动物园园长屁大的官，连养几只动物都说不上来，这怎么可以？不能都玩大而化之。
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件事所透出的主题思想应该这样解读：如果是上林尉的直接上司检查工作，碰到这种情况，让园长和饲养员直接换岗，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是皇帝这么处理，事情也做得对，但影响和后期效果可能就会很糟。
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关节点，不能不点一下。
张释之说：“如果皇上您今天视察动物园提拔了一个饲养员，姑且不说对不对，我就担心以后整个官场风气变得崇尚口辩之才，进而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这不符合我朝平民社会的质朴风格，且一旦形成风气，影响深远啊！”
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官员眼睛只会向上看，要求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基本上等于对牛弹琴，因为官员从任命到罢免，他的所有利害都和上级有关，和下级以及老百姓没有关系，实际不干他鸟事，他怎么会从实际出发？他一定是从上级的喜好出发。向上看也是分等级的：有水平的，可以全面完整地领会上级的伟大思想和战略部署；一般水平的，也就是传声筒，跟着疯子扬土，根本不管为什么。所以，上面的一举一动，他们都非常关心，揣摩上意，才是升官发财的康庄大道。皇帝是上级的上级，皇帝随便一句话，就可能是政治上的重大动向，皇帝提拔一个口齿伶俐的家伙，全国就会到处举办“国情我知道”智力大赛。学统计，背数据，本来可以蔚然成风，黄仁宇所希望的“数目字管理”在这个时候也就开始了，可惜让张释之给搅了。
官员整体上维持厚重质朴的风气，在开国之初，或能保持，日子一久，奢靡之风渐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起码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经验里找不到好办法。不少人怀念上世纪50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以为“文革”中断了这个黄金时代，从历史的经验看，即使没有“文革”，激情也不会保持到今天。
从质朴到奢靡，从奢靡到腐烂，从腐烂再到混乱，从混乱变成大家都是穷光蛋，然后老天慈悲，诞生一个领袖和些许理想主义，然后，再过上几十年质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然后……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