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高皇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极武而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礼记·杂记下》：“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引用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只要毛泽东引用过的经典，中国人民都熟悉。小时候，很自然把“文武”理解为一手笔杆子，一手枪杆子，这么理解也确实能铆上，后来知道所谓文武，乃周文王与周武王也，在《封神演义》里，这两位哥哥都非常高大全，他们和反动的纣王一个文斗，一个武斗，也不能怨我们红小兵理解有误。
文斗武斗是对立统一，文王武王是对立统一，张和弛也是对立统一，马上马下，逆取顺守，王道霸道，文治武功……按照老人家的矛盾论，都是对立统一。按中国的阴阳说，都是阴阳衍生万物。“两分法”、“矛盾论”落实在政治上，就是宽与严，文与武，张与弛，王道与霸道的掌握。两种对立的理念和手段在实际运用上，有时间的差异，也有空间上的差异。这些政治经验是从中国治乱交替不息中总结出来的，很符合中国国情。
文武之道，对应的问题就是用善政争取民心还是用武力镇压反叛。这些问题，作纯粹的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你举一个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例子，马上就有人举一个暴力统治成功的例子，何况在现实中，枪口旁边一定有高音喇叭，以德服人后面一定藏着一把雪亮的钢刀，没有人能做出准确的量化分析，特别是对历史问题，许多信息和细节都在历史记录和传播中衰减了，消失了，留下的多是几条干枯的枝条，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完整的“数学模型”来认定民心重要还是武力重要。这样说不是在宣传“历史的不可知论”，或者玩虚无主义，人类历史确实像数学中的“无理数”一样，既难以精准预见，也难以准确概括。否则，社会根本不用养活那么多人文历史学家，搞几本《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岂不一劳永逸？
在分析中国历史时，一定不要忘记书写这部历史的人是中国人。中国人逆来顺受，心肠软，耳根也软，只要有口饭吃，只要还能生儿育女，什么苦都能吃，什么不公都能忍受，只有在所有活路都被堵死的情况下，才会铤而走险，豁出来一拼。这样的民族性，对于胡萝卜和大棒都会有恰如其分的反应。刘少奇曾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感叹：“中国人民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民。”他临死的时候又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厘清他自己先后讲的“人民”有没有不同。
人民只有运气，没有权力。运气好，遇到的是有道明君；运气差，摊上的是无道昏君或暴君。有皇帝的历史大抵可以如是观。皇帝没有了以后，诞生了许多党派，他们从理论上或公开的宣传上抛弃了君权神授，承认权力来源于人民，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除了能够量化民心的方式，包括了使用武力的方式，争取到了人民的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