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初，条侯周亚夫为丞相，赵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为少府，比九卿为酷急；至晚节，吏务为严峻，而禹更名宽平。
中尉尹齐素以敢斩伐著名，及为中尉，吏民益凋敝。是岁，齐坐不胜任抵罪。上乃复以王温舒为中尉，赵禹为廷尉。后四年，禹以老，贬为燕相。
是时吏治皆以惨刻相尚，独左内史兒宽，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务在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从某种角度看，政治就是一个宽和严的问题。
宽和严，抓和放，死和乱，这种政治生活中的两元论，可谓久矣。
秦苛刻，汉初宽松，与民休息，及到武帝，对外用兵，需要动员社会资源，于是“吏治以惨刻相尚”。如果在这个坐标系里观察，中国历史可能就是一部宽严史；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内，为政崇尚宽仁与提倡严峻的，也是争执不休，崇儒尚法，也是在宽严之间建立分水岭的。
那么，宽一点好，还是严一点好，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个愚蠢的问题，如果用愚蠢对待愚蠢，就回答“宽严适度”。问题是什么叫适度？调控到哪里算是适度？
我们如果把皇帝（中央）、官僚层、百姓设为三个观察点，我们试着推导一下：
皇帝性仁慈，崇尚仁义，失之以宽——官僚层文恬武嬉，官官相护，贪渎成风——社会不公正，刁民横行，治安差，百姓受慢锉之苦；
皇帝性严酷，崇尚法治，导之以严——官僚层内部党争，人人自危，酷吏横行——社会相对公正，但自由度极低，百姓受利刃之苦。
宽和严上升到意识形态，就是儒家和法家，上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时，社论曰：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儒法斗争史（说“也是”，是因为老人家已经定义过，中国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是农民革命造反史），其实细细想来，说得也挺对，就统治阶层内部而言，确实也是儒法斗争的历史，特别在汉代。后来有位皇帝，应该是汉宣帝（本名刘病已，即位后改名刘徇，西汉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在位），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似乎是了断了争议，但是，这也只是刘徇本人打通任督二脉、自己通过政治实践和思考找到了儒法相通之处，作为个人，思考清楚这些矛盾也许没有问题，但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代表着利益存在的，涉及利益的时候，要解决的是政治冲突，而不是学术争论。
宽严到了今天，除了一抓就死一放就活的阶段性难题以外，其实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文革”中，有句话讲“形左实右”，这倒是和“阴法阳儒”工整对仗。
在对左派或者是极左派“酷吏”感到厌倦的时候，汉武帝的大臣中间，出来一个叫兒宽的人，老兒“缓刑罚，务在得人心”，“用仁厚士，推情与下”，这和板着脸一本正经不知道通融两个字怎么写的酷吏们果然不一样。
有一个情节被史书记录了，那就是兒宽擅自搞税收优惠，没完成工作指标，被人告发而免官，消息传出，老百姓主动车拉肩挑，向国家踊跃上缴爱国钱粮，场面和样板戏《龙江颂》最后一场一样，希望借此留住兒宽。
老百姓主动缴税挽留兒宽，场面很震撼，也很感人，这种事情，在当时肯定要上内参的头条，汉武帝的反应还好，是“由此愈奇宽”，不是“由此愈忌宽”。皇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想让下面的大臣民望太高，另外一方面，老百姓一起出去，虽然是缴纳爱国钱粮，但毕竟是“组织起来”的行动，任何可以让老百姓组织化的情况，都是需要情报部门特别关注的。
老百姓是最讲究实惠和利益的，他们这么做，是算过账的，利益考量是第一位的，兒宽的故事在后世衍生出两种故事套路：一是官员以老百姓挽留为最高奖赏，百姓们不仅夹道欢送，还要送万民伞和锦旗，并且要从最初的自发自愿，变成授意和组织，当然是官方出面组织，老百姓是不能自己组织的，哪怕是欢送领导干部；还有一种就是老百姓经过精确计算，在贪官整体概率很高的情况下，尽力挽留现任官，排挤新任官，因为现任是饱官，新任是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