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宫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操善之。
和洽，字阳土，汝南西平（今河南舞阳）人。和洽被举为孝廉，何进请他做官，不去；袁绍在冀州也请他做官，也不去，和洽认为袁绍虽然强大，但未必能做到安全到永远。和洽听说刘表重视文教，又地处偏僻，会重视人才，于是投奔刘表，去了才发现，刘表徒有虚名，安全系数还没有袁绍高，所以南渡长江跑到武陵郡，应该是半官半隐。
曹操定荆州，邀请他做丞相掾，这次和洽没有挑肥拣瘦，痛痛快快上任了。
和洽做了崔琰、毛玠的属官，但是他对顶头上司的崇尚俭节有过度化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他向曹操进言：“天下的人才各种各样，不能以一个标准来取，更不能以一个小节问题一票否决。艰苦朴素，作为个人操守，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以此来要求每一个人，就会失去一些人才。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只要官吏穿着新衣，坐着好车，就会被推定为官不清，而穿着破衣烂衫脏兮兮的，则被认定为清廉，这就导致一部分官员故意弄破弄脏自己的衣服，上班的时候，自己带着盒饭，生怕别人说自己生活讲究。”
和洽最后总结道：“树立风俗，培养作风，贵在中庸，因为中庸才能长期坚持。今天崇尚的东西是常人感觉难堪的，勉强去做的，时间长了是坚持不下去的。从古至今，一切道德操守方面的教育和感化，必须是通人情的。凡是偏激走向极端，就容易导致虚伪造假、形式主义。”曹操以为和洽的话有道理。
脱离实际，脱离具体标准，讨论倾向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毛玠认为要大力提倡艰苦朴素，和洽认为要合乎人情适可而止，谁对谁错不能凭空而定。如果老百姓衣不遮体，毛玠觉着一身布衣都嫌奢侈，而和洽觉得我能消费起绫罗绸缎，没必要再装穷，那么和洽的“贵处中庸”就值得推敲了。“贵处中庸”在哲学层面是讲得通的，但在曹操时代就可能成为一种不良倾向的保护伞。
曹魏第二代、第三代奢靡非常，曹氏子弟养尊处优以至国祚沦丧，由此我们认为毛玠这样“矫枉过正”是正确且必需的，和洽的“贵处中庸”恰恰为奢侈之风留下了后来的漏洞。曹操事实上是处在开国君主的历史地位上，他没有持续地节厉风气、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算谋国久远。
苏东坡他爹有句名言：“凡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tè）。”这句话有道理，这个等式也成立，不过“人情”应该是个标准，是个系数。前天晚上看凤凰台《锵锵三人行》，说到90后上大学，有的家长嫌学校没有空调，以致有“我的孩子每个细胞都需要空调”的说法；嘉宾许子东的说法我认为非常中肯，有没有空调不是奢与俭的绝对评判标准，但是大学的宿舍应当比当时社会上一般家庭的条件要差一点，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全社会普遍的家庭条件=K（大学宿舍），K小于等于1，这就是系数，也就是变化中的“人情”。同样的，我们不要求做官的K小于1，但不能是比1更大的数。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公民社会，人们有理由要求官员的K无限趋近于1，平民化对政治家已经是最起码的要求。奥巴马在竞选中，团队透出去一张幕后的照片，照片上疲惫的奥巴马把腿跷在桌子上休息，露出了磨得发白的鞋底，这张照片为他加分很多。当然，他的这双鞋一定不是什么奢侈品牌；如果奥巴马和周久耕一样，抽南京烟，戴江诗丹顿手表，他要打胜选战是不可能的。
也许有人说，奥巴马这样做是被设计的，被设计，就说明有一个标准，一切设计都是冲着这个标准来的。官场的清廉的作风，艰苦朴素的作风，应该是一种刚性的标准，官员们不管是自觉地恪守，还是“被朴素”，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毛泽东1945年去重庆谈判，特意新做了一身中山装。但是当他和蒋介石站在一起的时候，当时的很多人都发现，和蒋裁剪得体用料考究的中山装相比，毛的新衣服还是寒酸了许多。毛自然而然的朴素是新衣服难以掩盖的，同时，和蒋的潇洒自如相比，毛也显得局促了一些，但这也许就是国共胜败的分野。
现在，能够自觉地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官员已经如大熊猫一般稀少了，如果再没有刚性的要求，官员的奢靡之风将会如水之东流不可阻挡。所以，“被朴素”是必需的，让官员们装穷也是必要的。周久耕们首先要做到在公开场合不抽南京不抽中华而和锐圆一样只抽中南海，如果这点顾忌都没有，说明政纪不是一般的松弛，而是无限的松弛。至于他背后如何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那是另案调查的问题。
官员开什么车、住多大的房，包括使用多大的办公室，都应该是有规定的，一刀切，不存在贵处中庸、与民同进的通融。让官员们装穷不能制止腐败，但让官员们无所顾忌地奢侈下去，这腐败还有边吗？
现在，又提出官员申报个人财产的课题了。我以为，先把豪华公务车、豪华办公室这些公务消费切切实实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得到巨大的好处，纳税人就能轻松很多，就能大大缓解社会矛盾。明摆着的不对的事情都不能纠正，说那些云深不知处的事儿，怎么能让老百姓有信心呢？
说过界了，我们还是回到历史中来吧。和洽刚进曹营，就开始纠正过去“极端”的做法，貌似很公正平和，也确实“贵处中庸”，不过，也许正是他的一番话，让曹魏帝国国祚不长。
和洽本人并不是奢侈之人，也是一个极其清廉的人，他后来“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越是这样的人，才越敢给权贵们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