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灵皇帝中平元年（甲子，公元184年）
操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不能审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桥玄及南阳何颙（yóng）异焉。玄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颙见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谓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子将者，训之从子劭也，好人伦，多所赏识，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尝为郡功曹，府中闻之，莫不改操饰行。曹操往造劭而问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两汉四百年，官员选拔靠的是举荐制度。这个制度世界各国今天仍然还用，不过是和其他制度如选举、资格考试等制度配合使用，尽量发挥其利消减其弊。官员举荐官员，固然能推荐出贤良之才，但是视野毕竟有限，不能尽括天下人才。另外，既然荐贤是各级官员的职责，那推荐谁不推荐谁，在没有考察制度或有这样的制度却因纲纪松弛制度无效时，私下交易就会堂而皇之地存在，所谓“世受国恩”的官员就会越来越多，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就是举荐制弊端的堆积效应。举荐渐渐等于世袭，这是后汉末重要的政治特色，也是正版的中国特色。
在世宦家族扩张他们的势力的同时，当时宦官作为新贵力量，也大量推荐他们的兄弟子侄出任官员，这些更没有资格认证的人员“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官场只能更黑暗，腐败也会更严重。但是，事情总在两面，这些不是出生在世代公卿家庭的新生力量，因为他们出身民间，接着地气，也会蹦出若干个有才干的人来。曹操的出生在当时的主流看来，正是所谓“赘阉遗丑”（陈琳代袁绍拟《讨曹操檄》），是标准的宦党人士。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是中常侍曹腾的干儿子，曹操自然是宦官的干孙子。
曹操年轻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最有名的故事是假装羊角风骗过了他父亲、“陷害”了他叔叔，所谓机警权变，多源自市井的狡黠，市井出痞子，痞子出英雄，以曹操为代表的痞子流氓战胜了以袁绍为代表的贵族精英，这是三国上半部的最大看点。
曹操的干爷爷曹腾，侍候过四位皇帝，被封为费亭侯，官拜大长秋，俸禄仅在丞相、太尉之下，在宦官里边，也算是位极人臣的元老了。老爸曹嵩袭侯爵，官职做到了太尉，不过是花钱捐的。虽然有祖、父的荫庇，但是曹操想要出人头地，还需要属于自己的名声，有了名声，才好让父辈的朋友引荐做官。所以，汉魏六朝之际，品评时俊，月旦人物，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政治需要。
这种点评包装人物的专业活儿，被一家姓许的哥儿俩包了，许靖、许劭这哥儿俩就和《时代》卖封面人物、福布斯卖财富排名一样，每月发布“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和“最有潜力的年轻干部”，为乱七八糟腐败不堪的干部举荐制度打了支吗啡。
曹操这样的有为青年，对能上许氏《月旦》封面是满怀期待，最后通过黑社会胁迫手段，终于让许劭发表了评语，许劭是这样评价曹操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治世之能臣”是虚晃一枪，因为当时不是治世，而是标准的乱世，所以“乱世之奸雄”才是定评。唯奸雄能适应乱世，唯奸雄能驾驭乱世，这是中国的历史经验。奸者，道德失范也，不按规则出牌，不按规矩做事，生存第一位，利益在首位，廉耻良心大幅贬值大甩卖，中国每转入乱世就是如此。谁认识到这一点，谁就能雄起，非奸不雄，无雄不奸，治世有仁义道德遮着，到了乱世，遮羞布一扯开，赤裸裸的就是这些东西，虽然丑陋，但是真实。
得“乱世奸雄”的评语，曹操大喜，毛宗岗说曹操“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曹操要的是知名度，美誉度先不着急，这和现在许多商家一样，只要能出名，哪怕链接上丑闻，心下也是喜滋滋快乐无边。
《三国演义》以桃园结义起，说的是忠，说的是义；《资治通鉴》说到三国，先拎出曹操说话，说的是奸，说的是雄，小说家和史家着眼不同，这里算是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