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桓皇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
河内张成，善风角，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
……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太仆颍川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陈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自往请囚。范滂至狱，狱吏谓曰：“凡坐系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陈蕃复上书极谏，帝讳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时党人狱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贤，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与，乃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
出差数日，基本上一天一个地方，天天一觉醒来，要反应一下自己身在何处。
“身在何处”和“我是谁”一样，是人生的终极问题，所谓归属感，是群居动物的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归属感当然是重要的东西，这既关乎利益，也关乎荣誉，“名利”二字尽在其中矣。
汉末党锢，史书一般都定义为皇帝联合官宦集团迫害士大夫集团，历史文本一边倒地述说着小人而且是身体残缺的小人对知书达理的君子的迫害。锐圆在这里不想为这段已经定谳的历史翻案，但是我更愿意把所谓“党锢”看成是一种党争，是两个党的对立。
前面说过，皇帝是反对政党存在的，但是，皇帝往往不自觉地也成了政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泰国出现的红黄两派对抗，我们看到，泰国的国王的王室其实是有倾向的。
宦官党（如果我们能抛开他们的身体缺陷而把他们看成是一正常的政治势力）和士大夫党在争权夺利中，斗争越来越激烈，最后肯定是你死我活。从政治上的排除演化到生命肉体的剪除，这种状态古代存在，今天也存在，中国存在，外国也存在，即使已经有了民主宪政的基本框架，这种斗争也不会消失，政治迫害也不会彻底消除，杀人流血也不会彻底戒绝——但是，在三权分立、人民享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党派斗争会规范很多，血腥程度会大大下降。
“时党人狱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贤”，这样的全称判断我们最好存疑，这样的判断会影响我们对历史和政治全面准确的认知。
关于党派政治，中国古代一般都在“君子”、“小人”的概念里转圈圈。孔子说，君子不党，言外之意，小人才“党同伐异”；宋代的欧阳修在他的《朋党论》中对孔夫子作了修正：君子可以党，因为君子有共同理想；小人无党，小人都趋利，他们是为了利益而暂时结党。明代的学者王世贞，写了一篇《读朋党论》，他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把君子分为纯粹的君子和不纯粹的君子——呵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解。君子有不纯粹的，那么小人也应该有不纯粹的，能够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这是进步。王世贞认为：“不纯乎君子者，有君子之节而不能尽去其累。所谓累者三，曰近名，曰好胜，曰快心。”后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及后汉党锢时，继承了他的观点。
“近名”，说好听一点，就是借着为理想而奋斗变成为名声而厮杀，王世贞特别提出：“若后汉之三君马俊、八厨八顾之类是也。”当时，士大夫相互封一些称号，什么三君、马俊、八厨、八顾等，在老百姓看来很炫，在皇帝看来，颇具组织化；“好胜”，就是一言不合，观点稍有不同，就非要辩出一个长短来，动不动就戗声。我们观察一下台湾的政治，就是不论大事小事，都要争辩，只有蓝绿，没有是非；“快心”，这个最恐怖，就是以暴易暴，把对手污名化妖魔化，然后以“大快人心”为目标，以崇高的名义实行革命的恐怖主义。
名列“八俊”之首的李膺就是这样，宦官党河南尹张成的儿子杀了人，恰逢皇帝大赦（史书说张成能掐会算，知道有大赦，所以教唆儿子杀人），李膺“愈怀愤疾”，不顾大赦令，把小张抓捕后，强行杀掉；正是这件事按下了皇帝追捕党人的确认键。
即使是除贪安民，但是一旦以快心逞意为目标，也就不可能讲究政治斗争的策略，蛮干硬上，很容易置自己于死地。
在皇帝为首的宦官党大肆追捕迫害士大夫党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事情，度辽将军皇甫规一看“时党人狱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贤”，“耻不得与”，不能和这些名贤一起接受迫害，于是自己上书请求皇帝把自己也抓起来，但是因为他是军方人士，“朝廷知而不问”。——这也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共同点，在党派斗争越是激烈的时候，笔杆子们就会一边打口水仗一边偷偷瞄一眼枪杆子的脸色，批判的武器玩到最后，就是武器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