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顺皇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
五月，戊戌，诏以春夏连旱，赦天下。上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以尚书周举才学优深，特加策问。……帝复召举面问得失，举对以“宜慎官人，去贪污，远佞邪”。帝曰：“官贪污、佞邪者为谁乎？”对曰：“臣从下州超备机密，不足以别群臣。然公卿大臣数有直言者，忠贞也；阿谀苟容者，佞邪也。”
王朝中后期，一般都是积弱积病，外面看上去烈火烹油，内瓤却也用尽了。所以这个时期的历史，史家写来不免沉闷，我们读来也不免郁闷。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花开花落，太平无事，无事可记就记言，传统的史家都会用诤臣的章奏填补这类的空白。
汉顺帝刘保向尚书周举咨询大政得失，周举回答说：“良好政治的关键是谨慎任用各级领导干部，除掉贪污腐败分子，疏远奸佞的小人。”今天考政治，周举的答案仍然是标准答案。
顺帝接着问：“谁是贪官？谁是奸佞？”凡是这么直截了当要判定人事的，政治智慧都在60分以下，小孩子看电影先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政治上的弱智分子也喜欢给人贴标签。
周举不比诸葛亮，诸葛亮哥哥在教导刘禅同学“亲贤臣，远小人”的时候，直接推荐了N个他认为的贤臣（见《出师表》）。周举没有这个身份地位，所以不敢造次，先声明：“我是从基层调上来的，刚刚进入中枢机关，还不足以识别群臣。”
臧否人物，平常和三两好友酒酣耳热以后吹吹是个乐子，在皇帝面前信口褒贬，加之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够格，搞不好就是祸端。周举显然知道这里面的轻重，不敢随便指定贤臣和奸佞，因为只有位高权重的大忠大奸才会在皇帝面前极力举荐或诋毁某人。但是周举又不愿意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皇帝向自己咨询人事，倘若什么都不说，下次就不找你了。于是周举不具体说谁好谁坏，而是为皇帝提供了一个辨别好坏的标准：“敢于直言的是忠贞之臣，阿谀奉承的是佞邪之臣。”
辨识忠奸是个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周举提供的这个简单的标准，要么顺帝不会用，因为他既然分辨不出忠奸，也很难分辨何谓“直言”，何谓“阿谀”；如果顺帝听而用之，这种一刀切的标准，肯定会害了皇帝更害了群臣百官。
宫廷戏里有句台词经常会用到，这就是“皇上圣明”。其实这“圣明”是皇帝最重要的素质，他要是不圣明，一切问题都会复杂起来，再简单的办法也用不上，甚至越是简单的东西、标签式的东西，越能害死更多人。
兵法讲虚虚实实，政治斗争也一样。作为领导者要判断忠奸，需要的是心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是标准，有标准，就有聪明人钻标准的空子。如果皇上简单地认为直言之人是忠臣，那么朝廷就会有很多以憨直为扮相的大臣，以直取媚、以诤示忠并不是高难度的演技。对于皇帝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好用不好用的大臣，没有忠臣还是奸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