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安皇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
庚申，帝至宛，不豫。乙丑，帝发自宛；丁卯，至叶，崩于乘舆。年三十二。
皇后与阎显兄弟、江京、樊丰等谋曰：“今晏驾道次，济阴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还为大害。”乃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所在上食、问起居如故。驱驰行四日，庚午，还宫。辛未，遣司徒刘熹诣郊庙、社稷，告天请命；其夕，发丧。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以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为嗣。济阴王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内外群僚莫不哀之。
甲戌，济南孝王香薨，无子，国绝。乙酉，北乡侯即皇帝位。
公元125年，距后汉光武皇帝宣布称帝正好一百年。
这一年，三十二岁的汉安帝刘祜去世。
后汉的皇帝大多冲龄继位，没有亲爹做榜样，没有父皇传帮带，多为左右所左右。政局不时地翻烧饼，帝党（皇帝+宦官）和后党像是坐上跷跷板，你上来我下去，我吃肉你砍头。
安帝死后，安帝的皇后阎氏升格为太后，多年媳妇熬成婆，不免要向前辈邓氏学习看齐。问题是，权势富贵可以攀比，悲惨的结局也要考虑一下啊，邓太后一家殷鉴不远，但对早已跃跃欲试的阎家来说，威福自用是什么后果，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权力让人短视，或者说权力让人胆壮，即使想到有可能出现的挑战和危机，但总认为权力在手，什么都能摆平，前面倒下去的都是笨蛋。这种权壮奸人胆的事，在今天也是屡见不鲜，在这方面，人是不会长记性的。
阎太后和她的兄弟这一次玩得更狠，皇帝死了，不立皇帝的儿子刘保，反而找了另外一个本家子侄代替，这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皇家还是在民间，这都是一种倒行逆施。
阎氏所立的小孩子北乡侯刘懿在皇帝位子上待了七个月，他的地位没有被当代人和后世史家认可，帝系表虽有提到，但一般不上排名榜。
刘懿死了以后，阎太后和她的兄弟没有意识到危机逼近，没有很快地再立新君，这为政敌留下了机会。
十九位太监割衣为誓，发动武装政变，拥立被贬为济阴王的刘保，刘保是安帝的亲生儿子，是为顺帝。这次政变的正当性按传统观念应该是无可指责的，但由于是太监发动，拨乱反正的意义似乎有所折扣。
阉人社会地位低，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难脱卑贱的印象，所以，不要说皇帝了，就是一般的大臣，都以阉宦举荐不齿。历史上成功变法的商鞅、完璧归赵的蔺相如，都是内监举荐，后来都因此被人看不起。顺帝刘保是宦官拥立的，在历史上犹如戴顶绿帽子一样，抬不起头来。
和帝以降，外戚窦、邓、阎、梁相继左右朝廷，威福自用，其间，宦官也掺和进来，政治大坏。表面上皇帝是姓刘的在做，但实际上，就和今天的多党政府一样，刘家和这几家外戚是在轮流执政，分享权力的红利。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轮流执政，权力交接不可能程序化，于是党同伐异刀斧相向就成了必然。
吸收民间的精英到朝廷，特别是基层的知识分子，不管举荐还是科举，是专制皇帝权力基础得以稳固的重要举措，也是合法性得以加强的象征。皇帝也得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这种代表性最明显和有效的形式就是吸纳基层的精英。这一时期，皇帝、外戚、宦官在宫里内斗，忙于“家务事”，虽然说皇帝的家事就是国事，国事也是家事，但终究家事和国事还是有所区别。宫中、朝廷也是有所区别，宫中内斗不已，三公九卿以及朝廷官员整体而言成了看客，虽然不排除很多大臣卷进了宫里的争斗。
士大夫作为整体一个阶级，貌似在参政议政，这一时期实际上是被隔离在外的，是被边缘化的，他们始终找不到立国安邦的自我价值，兑现不了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帝王家鸡零狗碎地争斗不休，一轮又一轮，几十年不变，每到关键时候，说话算数的不是大舅子，就是小舅子，要不就是身边的太监差役，这种压抑无奈的气氛，影响着当时的士风士气。“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近代史家吕思勉论及后汉士风，以“矫激”一词形容，这个词，在今天有一个同义词起码是近义词，那就是“愤”。什么人会愤？大家说，年轻人会愤，要不怎么叫愤青。锐圆以为，看到闻到吃不到的人才会愤，和年龄基本无关。吃到的不愤，看不到闻不到的也无从愤起。
士风矫激，愤人增加，是专制政治的副产品，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信息的适度公开。后汉以来，公学私学办了不少，从京师到乡村，士大夫官员和在家乡的读书人互通信息，虽然没有报刊没有网络，但是信息交流是有的，最高统治者言行不一，把持权柄吃独食，会让得到承诺的士大夫激愤起来，各种怪僻的行为也会多起来。
士风矫激，其实很好治，皇上索性把话说白了，江山是老子的江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永远不会搞你们想的那一套，你们别他妈瞎操心了。清初盛世的几位皇帝，就深谙其理，也是这么处置的，把明朝末年的士风三下五除二就扭转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