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灵皇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袁绍复说何进曰：“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但坐言语漏泄；五营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窦氏反用之，自取祸灭。今将军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以垂名后世，不可失也！”进乃白太后，请尽罢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补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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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典军校尉曹操闻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至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何进召董卓进京，几乎所有的史家都认为是昏招。
董卓带兵来到京师，先行废立，又行迁都，所行之事，都足以动摇国本，但是这位哥哥不管不顾说办就办。
今天我们说到国人的性格特质，大体有南北之分，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中，把两汉时期的性格特质以东西两部区分。他说，在汉代东部地区文化发达，民风相对柔弱；西部尚武精神更强烈一些，民风也更剽悍一些。所以，前汉立都于长安，朝廷推崇文治，但接着崇尚武力的民风地气，这样文武搭配，阴阳调和；到了后汉，建于洛阳，这个地方文教发达，本来就尚武精神不足，加上朝廷偃武修文，所以整个朝廷弥漫着阴森森的气息，特别是在后期，累出幼主，宦官得势，宫廷里没有一丝阳刚的气息。
不论是外戚何进，还是累世公卿的袁绍，对盘踞在宫里的何太后和阉人们束手无策，于是想到了“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
从表面上看，是何进和袁绍昏招迭出，但如果讲点唯心主义和迷信的话，洛阳城的阴气确实需要“四方猛将”的阳刚气息冲和一下。我们观察很多国家的历史，也能发现，当政客和文人纠缠个没完没了的时候，社会就会有希望武人干预的心理情绪，军事政变或者军管，虽然在民主宪政观念里是反动的，但是，军事政变或者军管，有时不仅可以改变政局走势，也可以扭转政风。
和前汉不同，后汉的朝廷处在东部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环境中，远离边关，而西部羌人又不断反叛，所以朝廷不论党人还是宦官外戚，对西凉御羌的将军们，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敬畏。而一些在京师混不出名堂的人，也愿意投效边庭。所以，后汉末，因着抗击羌人的缘故，形成了一个隐形的军人集团，前期有皇甫规、张奂、段颎，到了后期，代表人物便是董卓。
东方出相，西方出将，这种格局已经形成，东方出的相解决不了朝廷的危机，西方出的将就会被安排来试一试。对于董卓这个千年来被口诛笔伐的人物，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平视他，而不要一开始就抱着成见鄙视他。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临洮)人。董卓天生雄力，做事果敢，表面上很粗犷，其实腹怀计谋，不能简单莽撞视之。董卓年轻时就和羌人打交道，在平定西羌之乱中，颇得朝廷重用，到灵帝时，已经是可以拥兵自重的将领了。灵帝先后征他做少府、并州牧，他都巧辞不就，灵帝死时，董卓驻兵河东，近在京畿之侧，已经是时刻准备着了。所以说，与其是何进袁绍要找董卓，不如说董卓已经在他们眼皮下晃悠多时。
关于董卓进京的危害且没有必要性，曹操说得很到位了：“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至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但是，出身卑微的何进不自信，出身世宦的袁绍把问题想得太复杂，窦武陈藩对宦官失败又殷鉴不远，总之，太监集团看上去不经打，不经踹，但是他们假借皇帝的权威已久矣。那个时代，这种假借一样是口含天宪，生杀予夺于刹那间，积威之下，像何进袁绍这样的主儿，想来是心有余悸，同样是人，不管是皇帝大将军还是外戚小太监，握有权力的时候不可侵犯，一旦权力离手，在钢刀之下，都是可以随便宰割的。曹操看到了宫中的太监不过是一群鸡仔，所以才说“一狱吏足矣”。见识这玩意儿，往往就差那么一点点，袁绍和曹操相比，就是差这么一点。唉，一件事见识差一点没关系，要命的是他事事差阿瞒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