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诣阙请罪，诏令复职。
尚书殷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言于刘裕，请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给，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
刘裕把桓玄打得带上皇帝跑了，离开建康跑到上游的江陵，刘裕追着打败了桓玄，又把皇帝给抢回来了。皇上要坐天下，不能没有玉玺，大臣要号令天下，不能没有皇上——当然是傀儡牌的。
尚书殷仲文是桓玄的姐夫——东晋一朝政局反复，株连较少，算是一个亮点——侧身新的团队，不能不有所贡献。殷仲文想到了精神文明建设，他敏锐地发现了“朝廷音乐未备”这个严重的问题。
刘裕对殷仲文的建议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发展是中心任务，这个已经让大家忙得无暇他顾，唱红歌这事儿先不急吧，何况我是个乐盲啊！”
殷仲文坚持说：“音乐这事儿，只要你喜欢，自然就懂了。”
刘裕笑了：“正因为我知道一接触就会喜欢，所以我故意不接触这个东东。”
荒淫的皇帝之所以荒淫，主要的症状就是喜欢歌舞音乐，纯喝酒纯泡妞不是显得没文化了嘛，所以一定要歌舞升平。在公开的明规则里，明君贤臣都反对宫廷娱乐，起码反对过度娱乐。刘裕不论以贤臣自况，还是以君主自况，都乐见“朝廷音乐未备”的状况继续下去，其实这里的“朝廷音乐”应该是属于“礼乐”，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和娱乐的界限很容易打通，刘裕防微杜渐，不惜扩大封杀的范围，以防止精神污染。
最近在《南方周末》看到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文章，主要讲市场规则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宗教伦理对人心的改善。他引用了一副楹联，是在山西榆次一个古县衙门口发现的：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是原心（根据人的心理动机判断人），还是原迹（依据人的行为来评价人），这副对联的意思是“善以心论，恶以行断”，应该说颇合人情世故。
绕这么一个圈子我想说的是，刘裕既然以为音乐是恶的东西，所以就干脆一点也不沾，也不给自己找借口。因为不管喝酒泡妞，还是铺张浪费，都很容易为自己找到理由，这类事情有的出于自知，有的出于无知，自知则在事前找理由，无知则在事后找借口。史书称商纣王“智足以文过饰非，辨足以拒谏塞议”，包括后来的隋炀帝也是这样，凡是“英明领袖”莫不熟谙这一套。
从这件事看，第一，刘裕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是一个对人性有了解的人，他知道有些东西，对一般人来说，一接触就会喜欢，一喜欢就会陷溺其中不能自拔，很多家长对网络游戏就是持这种态度，当然对毒品就更加坚持这种态度。第二，从当时的政治风气看，刘裕这样做是对魏晋浮夸糜烂文化的一种抵制，政治风气上的回归质朴和天下大治往往有对应的关系，中国只要一盛世，只要歌舞升平，接下来就是糜烂和动荡，皇帝专制制度宜贫不宜富。
说到朝廷音乐，不妨对唱红歌说道说道。建党伟业九十载，红歌铺天盖地来，这一轮红歌潮，众所周知是发端于重庆。对于重庆唱红打黑，官方媒体、坊间网络，都有大量的评论，重庆的红与黑一时间让中国左中右诸多色相全部呈现。
就扫黑而言，如果仅在治安层面，当然是好事，仅从锐圆在重庆接触的朋友和的士司机评价，薄熙来提出的“五个重庆”，“平安重庆”落实得最好，当然以后会不会反弹，维护治安的成本是不是高了，这都是问题。一个城市到底应该在治安方面花多少钱，这应该是市人大的事情，没有具体数据谁都不好妄言。有人对“扫黑”担心的是，这种运作思维模式会不会越界，一是形式上的“运动化”，二是被扫者的辩护权利有没有保障。前段时间达芬奇家具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我注意到杭州工商局以“消防不合格”勒令杭州的达芬奇停业，上头点名（中央权威媒体的报道）了，一顶“黑”或“假”的大帽子扣在头上，人民群众再来个“欢欣鼓舞”，执行层面就可以大扫荡了，声东击西，罗列罪名，领导定罪或舆论定罪遂告完成。“消防不合格”当然可以令其停业，问题是“不合格”长期开业的有没有人管？这种运动化的治理推到极致就是警察治国，红卫兵治国。
至于唱红，应时应景地莺歌燕舞一下也没什么，我们六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重庆也不能独美，唱红可以有组织地唱，组织有权力组织大家唱，也可以自发地唱。新中国六十年来包括革命战争时期的音乐创作红的居多，近三十年来虽然也有不那么红的，但也基本上偏红，对于学生和社区的中老年人来讲，没有什么其他色儿的歌可以选择，所以自发也必然会唱到红歌。
重庆唱红是“讲读传唱”的一部分，完整的组合是“讲故事，读经典，传箴言，唱红歌”，只是“讲读传”相对不具备形式感，遂让唱红歌成为重庆的行为标志。讲读传唱的内容不全是红色（革命）的，里面还包括大量正面的（比如爱迪生孵鸡蛋之类）、传统的东西。正常的理解，这是一种文化建设；再过度理解一点，是一种意识形态重构；如果再“深刻理解”一下，我们不妨当成“十八大”之前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拉票活动。我觉得我们应该欢迎有政治理想或政治野心的官员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公共政策，让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仪态不要那么“千人一面”，说话不要那么“千篇一律”，表现出来一些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央的治国方针之下，各地各部门的官员完全可以晒晒自己的理念和政纲，以求得老百姓的认知和认同，这样总比官员们貌似一致，实际上是有选择性执行上面的政策要好一些。
说到红歌对意识形态的构建，效果是肯定有的，音乐的教化功能是很强大的，世界上各种宗教、各个国家民族、各种党派组织，都会创作自己的红歌，只是好像我们的红歌更海量一些，这倒是方便重庆乃至全国有选择性地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