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宗成皇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
九月，赵王虎迁都于邺，大赦。
初，赵主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谨，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使司空李农旦夕问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国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争造寺庙，削发出家。
在鲜卑，慕容廆死后，大单于慕容皝和他的兄弟们从闹矛盾到打内战，血流成河。
在成国，成国之主成武帝李雄也死了。李雄有儿子，却把帝位传给了哥哥李荡的儿子李班，不要说偌大的家业，就是现在的升斗小民，这么安排也是把点着导火索的炸药包传给了后人，于是李雄的儿子李越不干了，杀了李班，血流成河。李雄的另一个儿子李期被封为皇帝。后来，李期和李越都死于李寿（李雄叔叔李骧的儿子）手下。
俗话说，兄弟睨于墙而外侮近，好在家家都是兄弟睨于墙，所以大家都很幸运，一时没有外侮迫近。
在晋，陶侃死了，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豫、荆三州刺史，镇武昌”，依然是党政军一手抓。
庾亮礼聘殷浩为记室参军。殷浩有一帮朋友，继承了魏晋清谈的优秀传统善谈《老》、《易》，擅名江东，殷浩亦为一时的时尚领袖。
三朝元老王导仍然从容出席各种论坛峰会，推荐有门第的衣冠子弟，其中有一位叫王述。王述做县令时很贪，王导提醒告诫他不要贪，王述回答：“我缺钱用，贪够了就不贪了。”王导招聘王述做助理，见面的时候，王导咨询米价，王述瞪着两大眼答不上来。
在江东诸贤每天聚在一起神吹海侃的时候，突然，建康上游历阳郡太守袁耽报告，石虎率军队已经开到长江边上，但没说石虎来了多少人。结果搞得建康大为紧张，又是任命王导为大司马，又是阅兵，又下诏调集附近的军队救援，折腾了半天，才搞清楚石虎只是随便逛逛，有随从十余骑溜达到了历阳。这边人仰马翻的时候，人家早就逛完回去了。
在后赵，石弘要主动禅让，石虎说免了吧，老子不在乎名声，不在乎传承，既然逆取，就将逆取进行到底！石虎把石勒的老婆儿子杀了个干干净净，忠于石勒的大臣、部将死的死，逃的逃。接着，石虎把国都从襄国（今邢台）迁至邺（今安阳附近）。
石虎迁都，照一般理解有战略南移的迹象，不过他似乎也没有跃马长江的兴致，而转去关心和讨论有关佛教政策了。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的共识大概是东汉明帝（58—75）时期，佛教大面积流行推广，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教义是什么？锐圆哥哥是门外汉，不懂不敢瞎说，不过从学术史的一般规律看，宗教和其他学说都有原教旨主义，也都有与时俱进，有原版，有改装版，凡是世界上的普遍真理，到了咱们中国都要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都要过中国特色这一关。
什么是“中国特色”？就是为权所喜，为权所取，为权所用。
在西方，有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说法，在中国，不管哪路神仙，都不能分享专制皇帝的权力。你能帮朕愚弄草民维护稳定，爷就鼓励你；但是你要影响稳定，爷就灭了你。皇帝专制是系统盘，是根目录，其他再好的东西也只是下面的一个文件夹，好用就安装运行，不好用和系统有冲突就不安装，放在那里表示“好东西”朕也有。
外来的主义和宗教都要面临被选择的问题，从来不存在“全面”、“系统”、“完整”的可能，咱中国人绝对有这个本事：引进时先拆开，吸收时专挑有用的，官方是这样的思维习惯，民间也一样，实用主义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主义。
佛教到中国，还是逻辑地格式化了一下中国人的思维，佛教把生命分割成了往生、今生、来生，六界轮回。以前中国的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但是这项工作一直没有抓出成功的典型，佛教这么一提醒，哦，恍然大悟了，生命不能无限延续，但可以重新再来。这样更好啊，一直活下去，上面没牙，下面不举，食色都严重打折，这样长寿有什么意义？咱这世享福，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投资下世，这不就是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吗？
皇帝相信，权贵相信，风尚就会传播到全社会，下层老百姓也就相信，只不过上层是要投资继续做上层，下层是想通过投资改变命运。宗教为了通吃市场，就提出“众生平等”，机构散户都欢迎。对大户，你们可以修建庙宇为佛祖再塑金身；对散户，推广口号是“诚心尽力”，一斤香油，一条门槛（祥林嫂一生积蓄）都可以。
在很多人眼里，因为佛教既为外来，佛法又精深难解，所以需要大和尚做中介服务，让他们帮忙引导自己不要走错路。香油钱就是中介费喽。
佛教进入中国，产品过硬，“来生幸福”还用愁销路吗？佛教注重卖场建设，修建庙宇，就像今天的豪华品牌的4S店一样，对顾客有诱导和震慑效用，佛教注重形式感，服装、仪式……这一切都透着专业精神。佛教的商业模式很成功，道家一看，马上模仿，你修庙我建观，儒家比画了半天，实在拉不下脸来，所以强调DIY，咱们各自修祖宗祠堂吧。
丧乱时代灾难频仍，且不说可以修来生了，即在今生，削发为僧既不用纳税，又不用当兵，那也是相当吸引人的，所以佛教大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