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宗成皇帝咸和元年（公元326年）
初，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颇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约，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顾命，又望开府复不得，及诸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及遗诏褒进大臣，又不及约与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删之。历阳内史苏峻，有功于国，威望渐著，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招纳亡命，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相属，稍不如意，辄肆忿言。亮既疑峻、约，又畏侃之得众，八月，以丹杨尹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尚书仆射王舒为会稽内史，以广声援；又修石头以备之。
王导比庾亮大十三四岁，以现在的代际关系论，他们不能算两代人，只能算是两茬人。
王导和庾亮都有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经历，但他们的家世不同，仕途上的起点不同，立场观点就多有不同。
我们很多人和庾亮一样，年轻的时候对上一代上一茬的人有些看不惯，对单位的问题和弊端深恶痛绝，所以一旦有了机会，就会对看不惯的东西有下刀动手术的冲动。我们经常讲“兴利除弊”，对于庾亮这样年轻得志的领导干部来说，很可能把秩序变更成“除弊兴利”。
兴利大家都高兴，这叫增量改革，大家利益均沾，自然没意见，即使没得到更多好处，但利益没受损，起码不会公开反对，也不至于疯狂反扑；而除弊则调整利益格局，要直接触动甚至是搬动既得利益，这样的改革或调整，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扎实的权力基础，操作起来风险就会很大。
某天晚上在重庆和网友“计划飞机”一起喝茶，就聊到了这一点。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都必须花若干年的时间调整干部，等到上上下下都安排好自己的人，这样才能指挥若定，办成大事。但是事情就是这么矛盾，待得这些功课做完了，在自己身后也就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了，也就失去了在野或在台下时纠正时弊的政治热情和勇气。
对于庾亮来说，长治久安的事情，必需得迫不及待地去做。他行事操切，不要说做什么具体的冲突了，单就行政风格而论，就和以前主政的王导格格不入，矛盾就此产生。
因为年轻，也可能自以为揣着一颗忠心，所以也就直奔主题，光想着锐意改革，忽略了处事圆滑，不能够细心照顾到各方面的严重关切。在主持起草明帝遗诏的时候，庾亮忽略了陶侃、祖约等实力派人士，没有把他们列入顾问委员会名单。中国的官场上，你把谁从名单上拉下，谁就把脸给你拉下。
如果庾亮要是在三十岁前和大家一样跟着锐圆哥哥的帖子走，兴许不会犯那些错误，可是他没这个机缘。呵呵！
唉，上帝造人的时候，没有留下USB接口，不能把前人的经验教训打小就拷贝到自己脑袋里，一切都要靠人生经历自我生成。有机会的时候不明白，等明白的时候没机会，所谓际遇，大抵如此。
因王敦的原因，本来就比较低调委婉的王导更加委婉低调，而在平灭王敦的战争中立有功劳的苏峻以及祖逖的弟弟祖约，则凭实力崛起。
苏峻，字子高，长广郡掖县（今山东莱州）人也。苏峻也是官宦子弟，永嘉之乱，苏峻率领本县子弟，组成民团之类的军事组织，先拥兵自卫，司马睿听说，发了个“安集将军”的任命书，苏峻就成了拥兵自重的将军了。天下一乱，乱民纠集，以当兵为职业，以厮杀为生活方式，于是又成了新的乱源，乱由乱生，不能穷已。这些自发的军事集团，或者独立割据，或者为更大的势力集团收编，但是他们既难为别人信任，他们也不能信任别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苏峻必然是时时保持高度警觉，刀拿在手里，不会轻易相信他人，甚至朝廷。
祖约则是继承了祖逖的政治遗产，他的部属毫无疑问就是“祖家军”了。
对于这样的军事力量，皇帝是既要依赖，又要防范，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活儿。
突然想到，中国的皇帝专制体制，其实也是在不断地进化过程中，从初级阶段提升到高级阶段，尤其在党指挥枪这个关键问题上，也是不断地有经验积累。庾亮调苏峻入京，苏峻知道自己离开部队就像鱼儿离开水一样，所以宁可和朝廷翻脸也不就范，就是发二十四道金牌也不管用。
两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经过一次又一次大乱，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要想过安定的生活，必须紧密地团结在皇帝这个核心周围，皇帝的权力和权威必须加强再加强，体制上、思想文化上，都是这么加强建设的。所以经过岳飞再到曾国藩，虽然拥兵，但不再自重。
丹杨尹阮孚以太后临朝，政出舅族，对亲信们说：“今江东创业尚浅，主幼时艰，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乱将作矣。”
庾亮是德信未孚乱作为，王导是德信已立不作为，年幼的成帝司马衍运气就这么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