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在张平荣获茅盾奖的同时，南华门巷子里其他作家同样创作成果累累。
成一深入生活多年，写出了上下两卷八十万字数的描写晋商生活的《白银谷》；
周宗奇十载努力、艰辛备尝，写出上中下三卷本的《中国历代文字狱》；
李锐继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以后，又写出长篇力作《银城故事》，并且依然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和法文；
韩石山在长篇传记文学《李健吾传》出版之后，又有《徐志摩传》一版再版，《寻访林徽因》热卖，《文坛剑戟录》脱销；
钟道新长篇小说《超导》改编为电影，而后一脚踏入影视界，充任《黑冰》、《黑洞》等电视剧的编剧，大获成功；
赵瑜的《马家军调查》轰动文坛，继而有《革命百里洲》长篇报告文学出版，并且获得中国作协颁发的鲁迅文学奖；
张锐锋的大散文在全国自成一家，好评如潮；
燕治国继完成关于走西口的长篇散文后，描写晋西北先民走口外的电视剧本也已封镜；
评论家蔡润田有散文集和文学研究专著出版；
便是已经退休的田东照也有《跑官》、《卖官》系列小说连连热销；
陈为人潜心写作，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笔者张石山不甘人后，写出长篇纪实自传《商海炼狱》，参与“走马黄河”完成长篇文化专著《洪荒的太息》，涉猎影视创作，编剧《后水浒英雄传》、《吕梁英雄传》、《兄弟如手足》各二十集。
愚以为，新世纪以来我省的文学创作势头，固然张平的《抉择》获取茅盾奖最为打眼；但同时有众多作家的众多作品，交相辉映，这才形成了我们这个文学大省的第三次创作高潮。
以上所举作家创作例子，仅限部分驻会作家，信笔写来。院内作家或有遗漏，请勿见怪。至于全省其他作家的创作情况，非我所知、知之不详，所以未曾列举。
文学创作和阅读环境的整体低落，媒体炒作和文学评论鼓吹方面的缺失，使得对我们山西文坛的第三次创作高潮，宣传不够，或宣传力度不大。
这一高潮的被认定，或许还需要假以时日。
5.弃裱褙书
山西作协1999年年底换届，我被大家选举为省作协副主席。年过半百，终于得以参加作协主席团，不仅在心理上有所安慰，这甚至使我产生了一些想法。希望自己能够在其位而谋其政，能够为我们协会工作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我没有任何参与领导决策、负责哪怕很小一方面工作的权力与资格，而是成为地地道道的一块装裱门面的裱褙。
犹豫再三，我终于在公元2003年的夏天做出决定：辞去徒有虚名的副主席职务。
它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行为。继续担任作协副主席，没有什么用，对山西作协的工作无补。辞去作协副主席，也没有什么用，对改变作家所处的环境无补。
或者，它只是一种态度，表达着我对眼下群团组织的看法。
也许，它只是一个声音，发出某种拒绝参与合唱的别调。
当时，我写了一篇《弃裱褙书》，曾在《文学自由谈》和《太原日报》公开发表。现将原文照录于下，立此存照。
几年前，有过一点声音，议论到类如“作家协会”这样的机构有无保留必要的话题。声音微弱，议论也未见热闹，不了了之。在体制外生存的作家，或依赖稿费生活的自由撰稿人，或另有职业的业余作家，觉得作家协会可有可无。既然作用不大，不如解散了事。在作家协会上班领取工资的作家、编辑和工作人员，却多半要考虑饭碗问题。没了如此一个单位，谁来发工资、谁给解决住房呢？没有人来解散协会，且由它那么苟延残喘着。当然，依赖作家协会这样的单位，能够当官坐车的人，他们怎么想，另当别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不好妄加猜测的。按常情推想，有官可当、有车可坐，他们大约也不乐意协会解散的吧。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时，正不知有多少人为了官俸禄米奔波仕途、夤缘当路。何况，五柳先生有那样一片属于个人的田园，可以种豆采菊、能够轻松吟唱归去来兮辞。当代中国的文人和官吏们，谁个玩儿得起那般潇洒。
几年过去，全国并没有哪一省作家协会解散。“精简机构”的决策，又向来是雷声大雨点小。我省作家协会当然照样存在着，内部机构依照上级要求有一点换汤换药的改变，整体格局大致依然故我。我当然也和大家一样，按规定住一套房子、月月领取工资。在作家协会领工资这样一个事实，多年来始终有一种说法是“养活着作家”。作家们被养活着，他们该觉得多么幸福或者会感到多么汗颜。然而，麻木如我，并没有上述两种感觉。既不感恩，也不惭愧。操“养活作家”腔调的人，被纳税人养活了多少年而不自知。然人面口口声声自称“公仆”音犹在耳，同时又以“救世主”自居，作“主子”扮相、讲“皇上”话语。作家再向他们感恩，那真变成整部滑稽剧了。人类驯化野生鸡羊，为了吃鸡蛋、喝羊汤更加方便，说法却是我们“养鸡”、“养羊”。这时的人类居高临下，显得很霸道、很无耻。鸡们羊们十分无奈，但我以为它们不会感恩。
作家协会一时不解散，大家日子便那么过。但关于“作家协会要不要解散”这不了了之未见热闹的议论，竟给我留下相当的印象。间或会没来由地想一想：假如这一命题关乎切身，我将怎么办？对于自己所栖身的作家协会，我能有些什么言说？
1999年年底，我省文联和作家协会同时换届。这时，距1988年上次换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协会章程不是规定好了五年换届的吗？提前换届或者推迟换届，却并不是由会员代表会或者理事会来决定。听说有的兄弟省份作家协会，不乏十多年不换届的。不换届，至少在客观上成为身居作家协会领导岗位者保持权力乃至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一个谋略。最低，也是一种“不作为”。
比较一回，我省作协十年一换届，堪称有所作为，我们还算幸运多多。
就在1999年年底这次换届会上，我被理事们选举为一名副主席。
首先，这是大家的抬爱，我内心始终由衷感谢。自己缺点毛病比常人多，编辑业绩、创作成就却不那么突出。确实是大家十分赏光。
其次，个人的真实心情，有些惬意、不免窃喜，虚荣心获得相当的满足。在作家协会工作二十多年，操这一行当为职业、端这样饭碗来谋生，“老三届”奋斗到年过半百，到了混成一名副主席，仿佛得到承认、修成什么正果似的。“副主席”这一名堂，当即印上了名片，想要让许多熟人朋友知晓，衣锦还乡一般。
当然，能够进入作家协会新一届主席团，我无疑也想到了自己的职责，想到了今后的工作。坦率地说，我认为换届前十年蹉跎，我省作协工作确实未尽如人意。我真诚地希望新一届主席团，能够除旧布新，别开生面。
然而，几乎还在换届会的进行中，我就感到自己想得太天真了。
作协换届，而且是熬磨十年时光后的换届，非同小可。选举过程当中，有许多深刻印象；换届完成后，也有许多实际体验。
归纳起来讲，或者可以说是“有所发现”。
发现之一：省级作家协会原来相当于一个厅局单位，党组书记和作协主席一样，相当于正厅局级别。那么党组副书记，则相当于副厅局级别。党组书记、副书记的岗位，成为上级有关主管部门安插干部的“实缺”。不妨说，作协这样的群团组织已经某种程度地异化为一个官僚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