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在传统中国，是家庭家族的重大事情。
父母老人还在世，儿子们胆敢提出分家，那就是大逆不道。但老人去世，群龙无首，因为分家析产，在父母大丧期间，就可能抡起哭丧棒大打出手。
而分家到底是必然趋势。即便是钟鸣鼎食之家，即便老人长寿、五世同堂，最终还是要分家。老公鸡不能打鸣了，小公鸡也叫得天亮。自然规律。
如今，莫说在现代都市，便是乡野农村，家庭越分越小。新媳妇刚过门，不等“回三、住九”，就要撺掇男人分家。儿子没法，老子也没法。因为不分家，媳妇有撒手锏——离婚。罢罢罢，分家！
家庭越分越小，其显见的优点是父子经济分明，婆媳关系容易相处。媳妇享受到分家过小日子的自由，那么到她当婆婆的时候，也没有道理难为她的媳妇。乡野社会，在新的结构之下达成新的和谐。
但文联与作协的分家，与上述分家大异其趣。
一个正厅级单位，变成两个正厅级单位。活生生多出一个厅局机构来，下面该有多少正处级部门？所以，我说过我们南华门里的情形，叫作“无官不算处，有人皆是家”。编辑部、资料室、人事处、办公室，随便拎一颗脑袋出来，处长！见一位戴眼镜的，别问，一级作家！
精简机构喊了多少年，杜鹃啼血。机构不知是否得以精简，先成立一个精简办。
机构越来越多，干部越来越多。
于是，我们往往会处在某种尴尬的境地。
领导给我一个副主编，相当于副处级，好大一个官。我干不干？干。
1.分家大动荡
文联作协分家之后，南华门里，《黄河》开办，《批评家》出刊。单以我们《山西文学》来说，李国涛、周宗奇是双主编，我是副主编，李锐是编辑部主任，燕治国和禹晓元是两个副主任。成批的年轻人获得提拔。
胡正老师这时留下了他的名言：我三十来岁就是文联秘书长啦！你们早就应该提拔起来干啦！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顾客观，认为马烽、西戎压制年轻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他们即便想要提拔年轻人，空缺位置在哪儿呢？是分家，给胡正老师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大家共同得到了历史机遇。
分家之前，文联五战友之一，也是我们的作家老前辈李束为回到南华门，还主持了一段工作。具体说到分家，李束为要到文联去，省里拨了几千万，已经建起了文联大楼。马烽等四位战友，加上王老，这文坛五老留在作协。他们对南华门、对阎氏故居，感情颇深，仿佛故土难离。
这样，跟李束为走，还是留在南华门？一时成了众多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面临的重大抉择。
写出《抉择》而轰动一时的张平，当初山西师大毕业后，到临汾文联参加了工作。据我耳闻，省作协几位前辈一直准备调张平上来。南华门，省作协，早已对张平这位后起之秀敞开了大门。但张平有自己的抉择。他最终是从临汾地区上调，直接进入了省文联。
大家揣度，张平或者有着更加全面的考虑。南华门巷子里，已经堆积了好几个成名青年作家，那儿果真有点狼多肉少的形势。张平到省作协来，能吃到什么肉？事实证明，张平的抉择是明智的。文联那面，也要办刊物，启用了老刊物的名号《火花》；董耀章和王中干出任了双主编，张平则担任了副主编。
张平是创作人才，而且是从下面调来，情况相对特殊。原先南华门巷子里的工作人员，抉择就相对艰难。
比如在编辑部工作有年的几位同道，去还是留，颇为踌躇。
两位美术编辑，王莹和赵国荃，比较好办。他们是画家，美术家协会归属文联，文联还要成立山西画院。一句话，到文联。
小说组副组长王中干，编辑胡帆和张改荣，最终决定到文联《火花》编辑部，我相信他们一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比如胡帆，从农民身份直接变成国家干部，马烽、西戎是大大费了周折的。或者说，培植胡帆，前辈作家耗过心血。胡帆自己当初也讲过：马烽、西戎，就是我的重生父母。言犹在耳，结果却要离开作协去往文联。
而离开作协去往文联，翻译简化一番，就等于是离开马烽、西戎，转而投奔李束为。分家这件事搁在眼前，平添了若干“划分阵营”的味道。胡帆他们几个，做出最后决定，会是容易的吗？
分家在南华门巷子里搞得人心惶惶、大起波乱的时候，我还在北京文讲所。等我回到太原，进了南华门巷子，分家波乱已近尾声。大家伙儿的去留，已经基本明确。
我只能揣测一回。
胡帆、王中干们，一定权衡过了。作家协会，看重的到底还是创作。作家协会，到底是作家的协会。反正是当编辑，倒不如上文联去当编辑，说不定提升机会更加多一点，本次分家具体安排，能够得到的眼前实惠可以更加多一些。
况且，李束为分家之前主持工作，有更多的接触群众机会；关于分家，或者做过许多行之有效的前期铺垫工作。
我在前面介绍过的四名右派，统统去往文联。或者，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南华门，阎氏故居，是他们的伤心地，离开为好。
办公室后勤方面，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也都选择去文联。挂着文联的招牌，却是伺候作家大爷，这样的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
人是太具体了。人的想法有时也太现实了。
这一切都没有错。
——我赶上了分家的尾声。分家波乱引发的种种动荡余波尚在。我刚刚担任了《山西文学》副主编，全面主持工作，不能不面对分家动荡给刊物带来的若干后果。
2.挽留周景芳
周景芳，早在1981年我到北京领奖的时候就认识了。她当时是《小说选刊》编辑，脑后甩一袭“马尾巴”头发，整个一青春美少女。听说原籍山西，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直接到了《人民文学》。万没想到，有朝一日她会回到山西，会成为我的部下。
周景芳原籍晋南临汾，父亲好像是公安局长那样级别的干部。“文革”中得以被推荐上大学，而且上的是复旦，家庭背景起过关键作用。但在晋南那片古老的土地，传统思想极其强大。那儿一直有着家长给孩子们早早订婚的习俗，所谓“结娃娃亲”。即便是高级干部，也难以免俗。她家给她定了一门娃娃亲，对方是地委书记那样级别的家庭背景。正是门当户对。
周景芳读书上海，工作分配北京，小丫头变成美少女，山西晋南变得遥远。自己人大心也大，周围追求示爱的登徒子前赴后继。爱情，是那样诱人；自由，是那样可贵。周景芳于是有了挣脱父母包办的念头。
女儿竟然有了如此念头，父亲大惊！父女较量的结果，女儿乖乖回到山西。《小说选刊》编辑，变成了临汾地区文联普通工作人员。结婚成家，复归传统。
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青春美少女，变成一位贤妻良母。
丈夫不久调来太原，周景芳随之来到省城，进入南华门，到《山西文学》来当编辑。
丈夫后来去往深圳，周景芳随之去往南国。
后来周景芳改行经商了。前几年，我会过她一面，她已经变成了一位富婆。
世事变迁，难可逆料。
“挽留周景芳”，发生在她随同丈夫调来太原的日子里。
周景芳在刊物当编辑，看稿水平没说的。《小说选刊》的工作经历不是闹着玩的。为人也很少是非，和大家相处甚好。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在编辑部和张改荣、吕文幸过从密切。那两位女士都决定去往文联，周景芳就难免动了心思。吞吞吐吐提出来，也想调往文联。
新任党组书记胡正，亲自出面谈话。作为刊物新任副主编，和她先前还认识，我也帮领导做工作，诚恳挽留周景芳。
领导上挽留一个人，有上头的优势。可以封官许愿什么的。我和周景芳能说的，只是几句大实话。
老胡答应给你一个副处级，我认为你到文联最多也不过如此。工作呢，看稿当编辑，哪儿也区别不大。剩下的是人事方面考虑。老李、周宗奇，还有我，你觉得和这些人一块儿工作，不好吗？
周景芳此刻醒悟过来。自己承认：我也是被轰轰起来了。省作协待得好好的，突然要上文联，我这是干什么呀？
周景芳于是留在了南华门。
后来，我升任刊物主编，她担任过我的副主编，兼任小说组长。
李锐是第一副主编，我回到太原主持刊物，李锐歇班搞写作。我到北京上学期间，则由李锐全面主持刊物。我去上学，另一位副主编燕治国后来也进了北大作家班，和我一块儿赴京。实际上，周景芳是唯一全年坚持坐班的副主编。对于我们《山西文学》的继续辉煌，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挽留周景芳，我们挽留住了一个上好的编辑人才。
3.揪回燕治国
胡正老师挽留周景芳，手中有王牌。王牌就是职务与级别待遇。编辑部的位置已然没有空缺，好办，安排到理论研究室。职务副主任，级别副处。
对于燕治国和禹晓元两位编辑，做了同样的副处级别安排。
但在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化，把老胡弄得措手不及。
原来，作协主席西戎兼任刊物主编时代，《山西文学》是副厅级机构。这样的话，两个主编是副厅级别；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是正处级待遇；两位编辑部副主任则是副处，毫无疑问。燕治国级别暂时比我低一点，但是副处待遇，他也接受。不说创作成就，便是进入南华门的年代也比我要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