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长远利益先布阵设套
应计生检查后公关堵漏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加劲地跑，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在灌河段的配套工程终于跑出了眉目。
在孤石滩水库管理局，我的同学李全德局长告诉我，这项工程，肯定要在1997年开工。但人家省水利厅自己组织施工队伍，根本到不了我们管理局插手，可能剩下一点扫尾工程，才给我们一点。所以我们锡都市与你们鸭阳市没有利益之争，我们一定大力支持你们跑项目，要什么资料就给你什么资料。
我们到了省水利厅，副厅长王祥太本来不管这一块，为了同学的情谊，亲自协调一个姓孙的、一个姓陈的两个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和我们认识，另外安排招待他们两位和我们，看到厅长这么给面子，孙局长、陈副局长跟我们在以后相处的过程中一直比较融洽。
通过到省水利厅、水利工程设计院和鸭阳市水利局、水利工程设计院以及范城县水利局有关单位不断地跑，我们搞清楚了许多关于国家工程方面的知识。也终于明白了朝什么地方跑、跑什么、怎么跑的问题。对于国家级的工程项目，首先是主管部门进行规划设计，确定出工程的子项目，搞出实施总方案，再分子项进行预算，最后搞出总预算。比如这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就是中原省水利厅搞了多年的规划设计以后，由省计委立项，报省政府审批的。在灌河镇实施的移民、河道治理和道路整修项目，仅仅是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辅助工程。
当我以乡镇主要领导身份跑这些项目的时候，这些项目已经固化，大有不可变更的劲头。所以，一开始接触上边的设计部门，人家搬出许多设计方案让我们看，想改什么，减什么，添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了解到，作为工程的静态预算，在实施过程中，还一定要有动态调整。也就是说，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之中。只要与具体负责施工的部门首长搞好关系，变更和增设项目都是有可能的。
根据我和广胜以及班子多次研讨，我感到在灌河这一块，跑的方向应当集中在三点上：一是增设项目，只有增加了项目，才能增加投资，多要回一点钱来。二是护河堤定位，原设计方案只是在接近孤石滩水库的水口处才有工程项目，我的目的是，既要保这些项目，更要在镇区搞出更多更长的河堤。三是灌河交通桥项目，原来把这座桥设计在镇区的下游处，两边无路无人，对于灌河镇区长远的发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在当时申报项目时，他们肯定没有从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作为现任全镇的最高首长，我必须转换眼光，从长远战略出发，不能搞劳民伤财的事情。
上述这些要求，开始跑的前几次，越跑越觉得泄气，设计部门说什么也不肯变更设计。我就想，既然是已经确定的不可能变更的东西，再跑还有什么意义？等着开工就是了。但我们实在是不甘心，跑着跑着，就有了新思路。想出的对策是，让“你的计划赶不上我的变化”，你们搞的东西，都是十几年前的设计，我要想办法让你规划的地形、地貌都变了，设计自然成为一张废纸，逼着你不得不改。至于增设项目，更是要据理力争，宁可不搞你们的项目，也要符合我灌河镇的实际需要。
于是，我们做出决定，在他们定下最后的施工方案之前，抢先修筑河堤，先定河堤，再以堤定桥。所以，在第一年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中，我和同志们仔细推敲，决定顶着县里和省里的压力，不搞花架子工程，只搞一些道路的整修，然后集中全镇之力，在镇区河道的对岸，建一条崭新的道路，内部的护坡就等着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资金到位。同志们有些疑虑，我给大家说，这个险必须冒，如果不干，我们将遗憾终生！
命令一下，就转化成了千军万马的实际行动。那一场只搞了三天的突击战，想一想一生都感动。多少年来，老百姓早已丧失了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积极性，原因就在于那不是人们真正愿意干的活儿。这一场会战，我明确提出要求，要在这里给灌河建设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个要求引起了全镇几万名群众的拥护，分配到各村的任务，没有任何怨言，几十里外来这里干活的群众形成了人山人海，大家起五更、打黄昏，啃干粮、喝河水，三天就搞成了一条近四公里长的大河堤。
有了这条河堤，在最后确定项目时，我就多次去请那些“死毬犟”的水利专家来灌河实地考察，通过现场办公、酒桌办公、物资办公和经济办公，让他们一个个臣服，终于同意了我提出的所有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关于灌河大桥的定位，我们经过力争，简直是斗争，最后迫使他们不得不同意变更设计，把桥修在街道正对的中心处。多年以后，人们都说，这座桥，使灌河镇拉大了框架，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时就见效，给下任书记留下了炒作地皮的机遇，让他在解决经济困扰的燃眉之急时，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二是加固河堤工程，已经找不到了图纸上设计的地形地貌，迫不得已必须按我们自己修筑的成坯工程进行加固。项目更改以后，投资金额也有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二百五十多万元，一下子增加到近五百万元，差不多翻了一倍。这一喜讯，叫灌河人民整整高兴了两年时间。
春天的季节，一般都是各级干部开会最多的季节。县以下这一块儿，没有很长时间的“两会”，主要是开一些工作型的会议。先是各种总结表彰会，后是一些业务工作会，或者是二合一会议。这些陆续召开的会议，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多余的，有些是加压的，有些则是轻松的。作为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最喜欢开的是一些总结表彰会，大多数都是县里职能部门召开的，往往有一定数额的奖金。不管乡镇书记、镇长参加与否，只要奖到了你这个乡镇头上，党委书记、乡镇长肯定有份，因为“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结果”嘛，所谓“党委、政府领导”，得看谁在领导党委、政府，结出的果子，党委、政府的头头就自然而然地先吃、多吃。所以，一个春季，从表彰会上，就可以捞到不少零花钱。
不管上边如何开会，乡镇的工作各有自己的规律。“乡镇干部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尤其是这计划生育工作，属于“一票否决”的项目，搞不好就有摘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各级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唯恐出乱子。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们国家最厉害的政策，之所以厉害，实际上是因为矫枉过正。记得小时候，我们读介绍伟大祖国方面的文章，常常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自豪。那时候，国家采取的是奖励生育的政策，生了孩子，还要补贴布票、红糖票，生的孩子多了，可能成为英雄母亲。
刚解放时，我们国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从“六亿神州”很快要增长到九亿人口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寅初的中国学者，借一个叫“马尔萨斯”的外国学者的人口理论，建议国家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此言一出，不合时宜，本土的老马因为“理论反动”被整得死去活来，西洋的老马因为“反动理论”遭到口诛笔伐。
等到毛主席逝世以后，人口增长过快过猛的状况，才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对人口生产开始进行严厉的控制。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最难控制的不是生育多少，而是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穷”和“生”伴生在一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循环往复。因此，治乱世必用重典。
改革开放以后，唯有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上下最具有威慑力。各级喊出的口号就很吓人，什么“男人戴套，女人戴环，领导带头”，什么“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什么“宁可抓错一千，决不放走一个”，什么“一户超生，十户联保”，什么“要把超生户罚得倾家荡产”等等，层层下达“抓大肚、刮宫引产”的硬指标，动不动就抓人质、抬东西、挖粮食、扒房子，尤其是抓人质，往往不抓婆婆，只抓娘家妈，更显得生女儿太窝囊。随着处罚的不断升级，成效才逐步明显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