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是资产不要白不要
酒场如战场活法靠活耍
“我日他姐，这几天我这梧桐树上喜鹊光叫，想着就该来贵人了，原来是娃们的舅来了！”杨洪恩咋咋呼呼地握着我的手，与他女人相呼应，用这种方式欢迎我。这家伙半褒半谑的见面礼，我如果接了过来，从此我们算开上了“户头”。
“开户头”说的是两个人之间存在“打扎子”（调笑）的关系。我本来也是极好开玩笑的，限于身份和第一次见面，只是矜持地笑笑，暂时没有跟他开这个“户头”。可我也知道，这个“户头”早晚得开。因为在农村工作，光靠一本正经反而做不好工作。平级之间开了“户头”，彼此就有些随便，有了担待，说话时深入浅出都不会见外。上级与下级开了“户头”，他就认为你这个领导平易近人，上级可以随便地戏谑下级，下级毕竟不能跟上级平起平坐，笑闹之间自然保留一定的分寸，尽管如此，两人毕竟相对融洽一些。
杨洪恩这个人小五十岁，个子不高，大背头，皮衣毛领，衣着光鲜，一看就知道不是乡下人。人不像乡下的，院子内的景象也不像是乡下的样子。这处院子傍山而建，有半亩地大小。按照地势，东屋作主，南北屋倒是配房。院子里，拴着一只大狼狗，伸着舌头，“呜呜”叫着，有点吓人。宽大的院子里，梧桐树、家槐树、桃杏李梅、柿子苹果、葡萄梨枣，好像种的都有。其他的花草种的也不少，整理得很有条理，给人以既不像农舍，又不像花房，却仍然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我已经了解，早年就他一个人从部队转业到锡都市工作。后来，由他牵线，他们公司在这里开矿，公司派了几任矿长都不行，不是本地人，周边的关系就不好处理，于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就选派他回老家来当了矿长。一干就是数年，生产稳定，效益很好，他算是为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公司给他的激励措施是，把他的两个孩子安排到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上班，一家人全部办成了商品粮户口。
参观了他的院子后，朱群才，鲤鱼岭村支部书记、村主任，长治矿的魏矿长，以及大大小小工头，搞了两桌。企业花钱历来大手大脚，何况是招待地方长官，所以，安排有专门厨师做菜，花样不少，非常丰盛。他们已经打听出新书记爱喝高度酒，于是，专程从县城买回52°的全兴大曲。等一上菜，大家便大吃大喝、大吹大擂起来。敬酒不喝不行，“喝死去个毬，只当老丈人家死头牛！”有了高度酒的作用，说话就开始放肆。朱群才与杨洪恩本来是邻居表叔侄关系，相互之间也骂得极其生动。不过，骂来骂去，总离不开男女肚脐以下的家什。
席间，我出来方便，朱群才陪着我上茅厕。这老小子亲热地攀着我的脖子，一时兴起，用手在我的脑后瓜拨拉两下，我也回过手拨拉他两下：“你小子连佛爷的顶子也敢动！”于是，我俩倒是顺理成章地比杨洪恩还要早一点开上了“户头”。
农村工作就是这样，来不得温文尔雅。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卞州母校，同学们搞聚会。多年不见，大家已经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这个时候，男女同学之间已经没有了上学时期的那种暗亲近明隔膜的状态，说话都比较随便。在卞州市文化部门工作的张大军说起有的同学在乡下工作，已经变得没有了文化品位，粗得厉害，颇含有贬义。那时，已经在乡里干上乡长的刘志海听得不耐烦，就说：“大军，你说的是个毬。你没有到过乡里，总以为我们粗糙。不是我们要粗糙，不信，你到乡里一干就知道了，在许多情况下，不粗还真的办不成事情。比如我们乡一次搞计划生育大突击，乡里派出的小分队在一个村子遇上了一个‘钉子户’。到了他家里，劝他采取节育措施，怎么做他的工作都不听，说话又很粗野。一个新进到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女孩劝他说，老乡你别这么倔，计划生育政策硬着哩！他直冲冲地说，计划生育政策硬？再硬也没有我的鸡巴硬！小女孩又羞又气，哭了一场。谁知这女孩是我们书记的外甥女，书记就叫派出所所长去处理这件事情。派出所所长有的是办法，到了他家，用手枪点着那个群众的头问，是你的毬硬，还是我的枪杆硬？吓得那家伙乖乖地认罚。你说，碰到这种情况，不粗行不行？”这番话，给大军弄了个脸红脖子粗。
闲话少说。吃过酒席以后，我们的头都很晕，就睡了一个时辰，然后起来上了矿山。
说是矿山，其实也就在杨洪恩家屋后的岗坡上。相距四百多米有两个矿口，东南边的叫做“长治矿”，是一个叫石林强的长治市广爱县人承包的。据说这个人太耿直，从来不巴结镇里的领导，可就是上缴承包费利索。他们一年给镇里拿六十五万；另一个叫做“锡都市矿”，一年只给镇里上缴五十二万。实际上，锡都市矿的生产形势比长治矿好。对此，石林强很不服气，总认为镇里有偏向，常给镇里提意见。由于整个矿山已经进入枯竭时期，井下打得矿洞套矿洞，两个矿上的工人在下边吃到肥矿时，常常会一向东一向西地打到一块儿。穿帮以后，矿工们各为其主，偷偷地把地下水往对方的巷道里灌。摩擦逐步升级，闹得最凶时，双方矿工常常大打出手。因此，镇里给朱群才的任务之一，就是经常处理两边的矛盾。正是因为两边存在这些基本矛盾，才给我提供了一个增加锡都市矿承包费的契机。同时，两边的承包合同都快要到期，卞州、嵩山市已经有人打招呼想接这两个矿口，他们已经有了风闻，这两块肥肉谁也舍不得丢。在这个时候，利用矛盾，各个击破，镇里多增加他们一点承包费，话就好说得多。
站在山上，朱群才、杨洪恩、长治矿的矿长老魏以及企业办的管矿山这一块的专干，比比划划、指指戳戳地说了下边的大概形势，我们在心里就有了下边生产情况的大概认识，然后大家戴上头盔，坐着卷扬机下了矿井。
好家伙！这矿井实在太深，出了罐笼，已经下到一百八十多米。在好远一盏昏黄的矿灯指引下，我们又向下走了半天。巷道并不规则，左右拐弯或者上上下下的，又湿又滑，不一会儿，我们就累得气喘吁吁。杨洪恩说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
这种矿井，平巷道并不需要用原木顶，一个个巨大的矿柱支撑着各个巷道，照毛主席的诗词，可谓是：“天欲坠，赖以柱其间！”看着这矿柱，叫我感到非常危险。有人说，坐飞机是死了没有埋；在矿井里干活，是埋了没有死。这话说得虽然玄乎，仔细想想，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里离阴曹地府太近，矿工们在井下，阎王爷朱笔一勾，矿工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矿主们都跟矿工签有生死合同，什么“出了事故自负，矿上概不负责”等等，要矿工们认命。矿工们为了挣钱，也不相信只要下去就一定会死，于是，这种丝毫没有法律意义的合同照签不误。一旦真正死了人，矿主们还是要赔不少钱的。因为矿工都是附近的百姓，不赔闹得他们不得安宁。几十年下来，矿上四周的村里出了不少人命，缺胳膊少腿的就更多了。所以，我在矿井里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安全生产问题。对两个矿的安全生产反复叮嘱，他们唯唯称是。我知道这都是些废话，但也觉得该讲，尽一尽领导者的责任。
就这样，边说边下，差不多又下了两三公里，也没有走到尽头。再往下去，他们说啥也不让去了，我也不想下了，原路折回。杨洪恩说：“我说贺书记，这里边冬暖夏凉，到了夏天，你领个小妞到这里边避暑，再日×也不会出汗，比你那书记窝里要美得多！”我说：“只有你小子才能享这个福！”说了这话，杨洪恩说：“我只领你姐下来！”从此，我俩也开了“户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