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初立，天下比较太平，百姓安康，皇帝省心。大家已知道，国家和皇室仓库里的东西堆积如山，由于东西积累的速度超过享用的速度，那些等不及被消费的东西经常腐败烂掉，最后当成垃圾被扔掉，比如，吃的东西和穿钱用的绳子，等等。后来世人经常念叨这些让人既可惜又羡慕的场景，以表达对文景之治的向往之情。大家很容易想象，皇帝和官员们都富成这样了，老百姓过的日子该是多么快活。
然而，刚当上皇帝的汉武帝对这些并不是很满意。那时候，匈奴单于还当着汉朝的女婿，却经常寇边犯境，杀人越货，耍流氓的行为与日俱增。国内也是诸侯王、豪强大族和大滑商贾遍地行走，因为有钱，这些人经常买通权力，利用皇权为己服务，朝廷不同意，也没办法，站到皇帝下面的爱卿们，就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或者是拿了这些人的好处。皇帝想雄起，其实也不容易。据说，国内这些牛人最后根本不把长安城的皇帝太当回事，朝廷的诏令离开关中，几乎就是废纸一张。
汉武帝从24岁开始打匈奴，一眨眼，14年就刺溜一声过去了。匈奴确实被打得鼻青脸肿，只剩下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但汉武帝的爷爷和爹积累的钱财也被折腾得所剩无几，国家和皇帝都穷得惨不忍睹。这时候，让有钱人捐点钱，分点忧，他们却一个个地都表现出自己也是在吃糠咽菜、度日不易，丝毫不愿意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出力、出钱。软磨硬抗一段时间后，皇帝真急了眼，利用大量认权认法不以人的酷吏独断专行地动刀杀了很多有钱的商人。要不是有人拦着，看那架势，皇帝下一步的意思可能就要派实力雄厚的军队，挨家挨户杀人抢钱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御用经济学家（如桑弘羊等）及时跳出来，告诉汉武帝，“咱们应该‘上手段’了，但不能直接动手抢”。抢既伤皇家的体面，又让大家“吐槽”骂人，弄不好还会翻船。因此，首先，要依法加强对人口和土地征税。其次，管制货币的生产。从此之后，只有皇帝才能为大家供给钱，坚决杜绝以前地方实力派自己产钱自己花的行为。第三，管制盐铁的生产。最后，加大对有钱商人的盈利税和财产税征缴力度。这些措施实施后，效果还很不赖的，国家进的账立马暴涨。
可是，随着打匈奴的规模越来越大，汉武帝很快又感到钱还是不够。但他发现，国家掌握了货币发行权，但铜矿、金银矿却是有数的，并不能因为矿石归公了，地位提高了，就会自动地汩汩地往外冒。国家从垄断盐铁生产经营的大商贾和大豪强手中夺来了“金饭碗”，但这些人却在流通环节上上下其手，兴风作浪。国家费时费力、投入巨大成本生产出的东西，也没挣着“大头”。而加大对商人和豪强大族盈利税和所得税的征缴力度，想法很好，但效果却“边际递减”。有钱人拿出钱买通税务官员，让这些拿死工资的高抬一下手，是很容易的。即使拉不下脸巴结这些小吏，也可以花点钱转移财产，或者变通财产的所属人，和税务部门“躲猫猫”，诸如此类，有效地偷逃税的法子到处都是，让政府防不胜防。即使到今天，一毛不剩地把有钱人的个人所得税统统地收缴上来，也是比登天还要难，更何况，那时候，没有信息技术，没有高速公路，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商人和豪强们就是整天吃香喝辣，出入豪华会所，官府也根本没办法如实地计算人家应缴税收的额度（比如，人家可以说去高档场所是别人硬拉着去的）。皇帝总不能为每位有钱人派出一个忠实的收税官（忠实指数和皇帝分出来的钱、权成正比）盯着这些人吧？如果非要这么做，皇帝的“裤子”很可能就会被这些收税人员的工资扒个精光，得不偿失不说，自己还落下一身恶名。
还是这些“不白给”的御用经济学家很快拿出更加全面有效的敛财措施。公元前117年，也就是汉武帝到了40岁、开始不惑的那一年，皇帝任命杨可这个人为告缗长官，负责执行告缗令。所谓告缗令，就是鼓励百姓揭发不交盈利税和财产税的偷税分子。凡是被举报的，一经落实，这个人的全部财产就会被充公。这条法令的关键环节是，查没财产的一半要奖励给那个告状的人。据说，这个制度实行以后，既使百姓们仇富心理得到满足，又满足大家发财得利的基本诉求，百姓们的积极性极其高涨，告状发财的风气随之甚嚣尘上，皇帝和穷人们一起发财，有钱人一夜间成为人人喊打的老鼠。可是，大量“躺着中枪”的中产阶级也跟着倒了大霉，几乎一夜间死光光或者生不如死，那些本来有能力追求富有生活且以此为人生目标的人彻底冷了心，面对眼红心热的百姓们和皇帝，他们的最好选择就是挣俩钱后，赶紧花光，尽量及时享乐、醉生梦死，再也不敢省吃俭用、做长线投资了。
这期间，桑弘羊还发明了另一个敛财的好办法。他建议皇帝，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打造大量的运输工具，把一个地区廉价的土特产，贩卖到其他需要这种产品的地区，换取高价，以此作为国家的贡赋。这就是说，渴望发财的国家已经急不可耐地直接插手货物流通领域。同时，国家又设立平准官一职，当长安城的物价上涨时，就把国家和皇帝府库里的东西拿出来抛售，抑制物价，反之，则相反。这种平抑物价的做法，把哄抬物价、为富不仁的坏商人彻底打翻在地，但也让那些能够敏锐地把握价格调节机制的商人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境况。后来，汉武帝死了，受到利益损失的众人开了一个全国经济研讨会，让失去靠山的桑弘羊出来解释，他的这些与民争利的损招儿是咋想出来的。桑弘羊则说，出这些招，主要是因为看到了交通不发达，贡赋运输成本太高，在运输上还出现大量的浪费现象，而均输制度可以减少交通成本，还能保证不同地区的货物流通，对救济灾民和消除地区间贫富差距等公益事业也有着不可限量的好处。实行平准政策则使得那些为富不仁的奸商恶霸没法囤集居奇，维护价格稳定，打击了商业垄断，保护了市场竞争，维护了那些老实巴交、能生产、爱劳动的百姓利益。说这话的时候，他是一脸的理直气壮、豪气冲天和一股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劲头。其实，他说得也有道理，最起码在这两项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年里，真的如桑弘羊所说，他并不是完全在强词夺理、胡搅蛮缠。解释归解释，但大家还是太痛恨他了。后来，权臣霍光应大家的一致要求，最后还是找了一个由头把桑弘羊杀了，平了众怒。当然，主要还是为自己除了一个看不上的政敌。
实际上，即使桑弘羊有好心，其实也办了坏事。他主导的国家计划经济让市场规律靠边站，但过分地依赖比坏商人好不了多少的官府人员。因为商人们和权贵们有的是法子拖官员们下水，最后还是很顺利地把一部好经活活地“唱歪”了。这套经济模式实行几年后，情况就变得相当恶劣了，官商勾结到一起，哄抬物价，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到处都是官商在杀“鸡”宰“羊”过大年的场景。虽然皇帝如了愿，打完了仗，国库也没变肥，但贪官污吏们和大贾豪强却分了不少羹，以前受人剥削的老百姓依然如故，并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多少实在好处。到了汉武帝统治后期，商品经济极度萎缩，农民的赋税成为主要的财政来源，当年和皇帝一起发财，拥护皇帝杀富人、整豪强的百姓们，很多也都吃不上饭、生不起孩子，被迫走上了造反图存的道路。这逼得汉武帝以老迈之躯在人生的倒数第二年，发表了“轮台诏”，说了一辈子硬话、干了一辈子大事的皇帝，最后还是变相地、含糊地、欲说还休地承认自己以前做了一些错事。要不是他及时回头，及时地死了，及时地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接班人，汉帝国走上秦帝国的灭绝之路，绝对没有任何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