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周朝编撰的史书，周武王姬发灭了殷纣王，然后又东征西讨，灭国无数，统一了天下。周武王对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自家兄弟和功臣宿将，还是很不错的，拿出实实在在的好处给大家分。当然，在现实中，姬发自己也是肉体凡胎，姜子牙也不会主持什么神叨叨的“封神工程”，把大家封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神仙。而是赐予这些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然后，根据爵位的高低，再给予相应的土地和人口，让这些追随者到这些土地上当诸侯。虽然这些人不是什么神仙，但在各自的封地上，他们都享有很大的权力，俨然就是地方的土皇帝，杀人掠夺，没人管，还能尽情占有土地上的好东西。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这倒是没啥说的。这些人死了，手上的权力还能世袭罔替，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们依然可以做神仙。
当然，作为诸侯国的国君，人家周天子能给他诸多的好处，也是有原因的。对功臣们而言，周天子他们在造反事业中出力不小，欠他们人情，不给好处，也不好意思再见面。对周天子的至亲而言，周天子觉得和他们血脉相连，大家都是一家人，从感情上讲，周天子觉得和他们格外亲近，不把他们当外人。更何况，不管是功臣还是亲属，在周武王挑头干的造反事业中，都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和周天子心心相印，穿的是一条裤子，值得周天子充分信任。天下已定，如果周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和人口给这些人享用，这些人自然会对周天子更加感恩戴德，更加毫无怨言地继续维护周天子的权威，永远奉周天子为“带头大哥”。
特别是，周天子给大家好处的时候，也都说清楚了。如果周天子被化外之人欺负，这些诸侯国君主不能坐视不管，要提兵来帮忙。如果周天子看谁不顺眼，这些人也要听周天子的号召，把这人按到泥里，打成肉酱，以儆效尤。平时，这些人也要定期把各自的好东西，主动送到京畿之地，让周天子品尝享用。因为拿了周天子的好处，或者说，是在周天子主持分封下，自己才得到了好处，这些人自然是心甘情愿地做这些事情。
不过，周朝觉得还不够，毕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拿人好处，替人办事，这种说法对老实人来说，会产生道德意义上的约束，而对不老实和不太老实的人而言，就不好说了。为了让大家始终诚恳地讲良心、守规矩，在尽义务时，觉得心安理得，甚至深入到潜意识中，一旦没很好地尽义务，自己都觉得没脸活，周朝还推出一套思想政治理论，简称周礼。从实际效果看，周礼还是很不错的，至少孔子是非常固执地这么认为的。
周天子搞的这一套建国大纲，就是封土建邦制度，简称封建制度。从此，在周朝的天空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你挨着我、我靠着你，过上了其乐融融的生活。当然，这是在封土建邦生活的最初岁月。后来，诸侯国之间相距很近，难免发生矛盾，但鉴于以前也都是战友和亲友，不好意思翻脸。不过，在这些人的后代和后代的后代那里，那种友情和亲情就不会浓得化不开了。为了化解矛盾和怨气，诸侯间撕破脸，互相骂街，几乎成为家常事。后来因为动口不动手，实在是不过瘾、不解气，就开始大打出手。
按说，周天子是大家一致认可的共主，有义务对大家之间的矛盾，给予公平裁判，也有义务让大家心服口服。但周天子也是人，是人就会有缺点，生出的后代不可能都一个个跟周文王、周武王似的，几近天神下凡。作为人肉组成的物体，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伟大君主的后代都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在他们中间，有的长相猥琐的，让人看了生厌；有的满脑子糨糊，让人很难和他说理；有的只顾自己吃喝、不管他人死活的，让人见了就想揍他，诸如此类。这些不上台面的人为诸侯主持公道，实在是让自命不凡的诸侯们难以按捺住那颗造反的心。更有甚者，到了周幽王当政的时候，为了看到爱妾褒姒的笑容，竟然脑残到玩起“烽火戏诸侯”的地步，一点当大哥的样子也没有，把自己的威信玩得一毛也不剩。游戏玩大了，周幽王被外族抓到，杀死在骊山之下时，诸侯们没一个出来帮把手。
周幽王“挂”了，天下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彻底完蛋了，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在这个时期，大家完全不顾脸面和礼仪，靠拳头发言，靠刀枪表情，天下乱哄哄。周天子窝到洛阳那块巴掌大的地方，说话没人理，发言没人听，沦落成三流的诸侯国。这时候，如果有不知趣的劝谏周天子要端着“天下共主”的范，连周天子自己也都觉得这是笑话。因为没人再把周天子当回事，周天子经常被不怀好意的诸侯们戏弄，当猴耍。封土建邦制度终于走到了它的反面。
按照柳宗元的意见，周武王搞这一套，本意也不是出于大公无私，而是为了让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子孙的利益，这完全是出于私心。这帮诸侯的孙子们最后都“堕落”成周王室的对立面，肆无忌惮地欺负周天子的孙子们，这只能说明自私的人没有好下场，落入悲催的境地应属活该如此。与周朝的封建制度相比，秦朝的郡县制度才是大公无私的，值得发扬光大。柳宗元和王夫子都认为，郡县制度和封建制度最关键的区别是，地方管理者能否被随时撤换。在郡县制度下，地方当权者一旦调皮捣蛋或者让中央看不上，中央能随时制裁他，地方上的能人和皇帝认为有德的人依靠举孝廉、举茂才、科举制度等方式被选拔上来，随时填补那些死了的、不听话的地方官僚。相反，在封建制度下，中央就不能随便替换被分封的诸侯王们，如果中央对很混蛋的诸侯王动刀子，有实力的诸侯王轻则奉诏不行，表面上还装委屈，使劲喊冤枉，重则就会提兵来犯，逼着让天子承认自己是一时糊涂，受奸人教唆，然后向诸侯王彻底认错，如果可以的话，还会让皇帝把皇位让出来，史称“清君侧”。
这么看，从维护天下纲常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柳宗元为郡县制度唱赞歌是很对的，不完全是胡扯。后来，汉景帝时期，中央想动诸侯王们的“奶酪”，诸侯王们不答应，闹出了“七国之乱”，对于皇帝而言，过于独立自主的诸侯王们确实是他的天下里随时可能爆开的炸弹。当然，刘邦建国时，实行“一国两制”，既搞“封建”，又搞“郡县”，封建制度闹出“幺蛾子”，郡县制度最后兜住了底，汉朝才没有走上周朝的老路。
不过，聪明而近乎神的周武王难道就看不出来封建制度的劣根性吗？其实，即使周武王看出来，又能如何？那时候，我们的文明还处在小时候的阶段，生产力不发达，交通工具落后，商品经济很脆弱，货币还不统一。一个人出个远门，比如去趟大城市，要拉上多少粮食？拉得少了，到不了地方就要加入丐帮，沿街乞讨；拉得多了，招风惹眼，让贼人惦记，自己也要累得吐血，拥有知识分子小身板的人基本上就没法出门了。在路上，大部分都是荒芜的土地，有人的地方屈指可数，路上遇到个把猛兽和劫道的，基本就靠自己死扛。老子说过“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意思是，大家要安心过好小国寡民的生活，其实也是为大家生命安全着想，没事出门去转悠，那其实是在玩儿命。老百姓出门不易，那时候，想沿途建驿站，是件相当浩大的工程，官府的人出去办差也不容易。而搞郡县制度关键是要建立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而成本还不能太高。但交通如此落后，中央任命的官员在地方上胡作非为，中央如何能第一时间知道，并把这人抓来打一顿？
更无奈的是，那时候，大家还都没用上铁质农具，粮食产量太低，能过上温饱生活已属不易。而吃饱喝足后，还有闲心和时间学写字和文化，这种人就更少了。认字的人少，就不能保证所有地方上的信息以书面形式传输到中央。如果退而求其次，用嘴来传递地方上的信息，这样会导致信息失真不说，如果当信使的那人方言太重，即使跑到中央汇报情况，也没多少人能听得懂。再说了，能传递信息的人也是要有点文化的，糊涂蛋肯定不行。有文化的人少，有效管理地方的人才更不够用，即使硬让没文化的人凑合着管理地方事务，最后也不见得比诸侯们管理得好。这么看，大家应该设身处地想想，周武王要成为秦始皇，该是多难的事。选择封土建邦制度，周武王也是没办法的。毕竟手上就这些烂牌，你不这样打，还能如何？
当然，后来生产力发达了，驿站也陆续建起来了，特别是印刷术发明后，不出门只看书，也能把天下事尽知，很多人也能做到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摆出的POSE也是有模有样的。这时候，郡县制度得以很好实施。不过，大家突然发现，与封建君主相比，地方上的管理者觉得反正也干不长，最多有几年的任期，就是做得再好，得到的好处也不能留给子孙，在被上级找碴儿拿掉和自己退休回家之前，如果不胡折腾，使劲捞钱、汲取好处，真对不起自己十年寒窗的苦读和闻鸡起舞练就的一身好武艺。即使自己廉洁，想当喝西北风的廉洁达人，兄弟子侄、老婆娘舅等急着沾光发财，也不能答应他的廉洁行为。因此，这些人自觉地或者不得不变成了流寇式的人物。与那些诸侯相比，这些官吏作恶多端的劲头和兴趣只大不小，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
不过，即使再办坏事，但都得听皇帝一个人的，毕竟很少出现“清君侧”式的放肆行为，“君天下”得到比较好的维护。这大概是柳宗元所表达的真实意思——天下是皇帝的天下，维护他的一亩三分地就是维护公义。汉献帝没当皇帝时，曾对在自己面前套近乎的董卓说过“皇帝面前没私事”，就是这个意思。这么说，柳宗元又说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