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们儿哪，笑吧，啊！”黑大叔站在村边的田埂上，面对着四五个姑娘几乎是哀求，“笑笑吧，一笑，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啦！”
几个姑娘，站的站着，坐的坐着，有的脸绷着，有的头勾着，不笑。
黑大叔急了，嗔怪道：“哎呀，你们的笑声恁金贵？队里一天给你们记七八个工分，还买不到一声笑，唵？”
噫，啥是萝卜白菜，只要掏钱就能买来。人的心情不高兴，咋能会笑？姑娘们一齐拿眼翻他。
他发愁了，黑色的脸枯皱得像核桃壳。他眼扑闪扑闪身后站的那位二十八九岁的县广播站记者，后悔不该接受这项任务。
他是早晨接受的任务。当时他正在吃早饭，支书刘二狗来了，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说：“黑大叔，县广播站记者来咱大队采访，我想叫你陪同。具体咋搞，你去听记者说，行不行？”“行！”他一口答应了。多年来，他就是这个样，大队支部领导安排他干啥，他都是一口答应：“行！”从没说过第二个字。他常说：“论说……咱没口才，论干……咱没帅才，叫咱当个大队干部就是给人家跑腿办事的。”他是大队什么干部？他闹不清楚，群众也不清楚，因为没有具体职务。自然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平常干的工作就是：陪同食品站来的人收购毛猪啦，陪同兽医站来的人给牲畜打防疫针啦，陪同税务所来的人找社员收税啦，再不然就是陪同信用社来的人催还贷款。还从来没有陪同过像“记者”这一类的官场人物。因此，他一搁饭碗，就匆匆忙忙地去找记者接头。
记者告诉他：他这一回遵照县委的指示，来桃花湾采写一篇录音通讯，标题是《桃花湾里笑声朗》，该采访的内容都采访到了，只缺几串笑声。他和支书刘二狗一道跑遍了桃花湾的饭场、打谷场、胡同、小巷，还去过聚集着洗衣服的姑娘媳妇的河边、水塘，却找不到一点点笑声，碰到的只有唉声叹气。后来，刘二狗专门挑了几个姑娘，领到苹果园里装作摘苹果的样儿，引逗姑娘们笑，姑娘们一声也不笑。眼下需要的是逗逗姑娘们，搞点笑声。
他一听可怵了。怵也不行啊，已经答应支书了，吐在地上的唾沫总不能再舔起来。他只得硬着头皮领上妞们到野坡里闲谈逗笑。那记者手拎盒式录音机步步紧跟。可是闹了大半天，她们还是不笑。
回想到这些，黑大叔生气了，心里暗暗埋怨支书刘二狗：“咋会叫我陪记者！不是这，轮二十四遍也轮不到我头上。”
他将记者拉到大路旁边的小护林房里，低声说：“同志，她们不笑也就算了吧？再不然，你把标题改了。”
“咦，不行。”记者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这是县委刘书记亲口定的题目。”
黑大叔不吭声了，枯皱得像核桃壳的脸上又添了几道皱纹，他知道记者说的那个刘书记就是桃花湾的原任支书刘大炮。那年，刘大炮从大寨参观回来，在桃花湾搞了“两个一律”：一、全部耕地一律修成五十亩一块的大方田，每隔三百米一条大路，坐在飞机上往下看，桃花湾就是一个大棋盘。二、村里村外一律栽上苹果树，其他树木全部砍光，使桃花湾变成“苹果王国”。这一炮惊动到了省、地委，提拔刘大炮到县里当了“县太爷”。后来才由刘二狗补支书的缺。
接着，记者又像放录音似的，把前一天刘大炮将他和广播站站长叫到县委后讲的话学给他：“……你们知道不知道？最近有人说桃花湾搞大方田搞糟了，小麦长得像茅草，玉米长得像谷草，苹果树长得筷子粗，今年只结了一个苹果没长熟就被割草娃偷走了。还说什么，社员没吃没喝，穿裤子露蛋，他妈的，纯属造谣，诬蔑当前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前几天，我还去走了一趟，看见地里的庄稼长得黑绿黑绿，苹果结得很稠很稠，走路碰着头。社员们吃的白蒸馍、面条，穿的是的确良、凡尔丁，男女老少，喜气洋洋……你们赶快搞个录音，在广播上吹一吹！……”
听了记者的学说，黑大叔知道他也是被逼来采访的。是啊！做庄稼的人得听大队支书的话，县里的记者就得听县太爷的话。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行哪，咱想法儿叫她们笑。”
记者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点点头。
又走到姑娘们跟前时，黑大叔对记者说：“你看看她们到底穿的啥，村里的娃娃们编了几句顺口溜：‘远看一飕飕，近看一毛九’，‘远看是条裤，近看是尿素’。”
记者早瞅见了：妞们虽然穿得红红绿绿，其实是用一毛九分钱一尺的白平布染的。有俩妞穿的裤子似凡尔丁，实际是尿素袋染了以后做的。由于染的颜色不重，仔细看上面还有“尿素”的字样。
站到姑娘们面前时，黑大叔又犯愁了。咋使她们笑呢？他两手抱住剃得溜光溜光的头，苦苦地想：对，记得刘大炮当大队支书时算过这样一笔账（他常常算这笔账），人们听了常发笑，不妨也说给她们听听。于是，他咳咳嗓门，开腔了：“笑吧，妞们！别看现在苹果树筷子这么粗，常言说：有苗不愁长。过几年总要结苹果的。一年不说多，一棵树结十斤，全大队栽有十万棵，就是一百万斤，一斤卖二毛钱，就是二十万元……到那时候，家家都要住上大寨式的排子房，户户都有车子、手表、收音机，本村姑娘不愿嫁外村，外村姑娘拧成疙瘩往咱桃花湾跑！”
嘿嘿，姑娘们笑了。笑的时候，眼挤巴着，像是吃了酸杏子似的；嘴巴也未张开，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意思好像是说，做梦吧！
黑大叔忙用胳膊碰碰记者：“哎，录没录？”
记者说：“不行，这是苦笑。”
咦，苦笑？能是从黄楝树中熬出来哩？谁的笑还能用蜂糖拌过？他不明白地看着记者。
记者忙对他解释，笑有嘿嘿笑、嘻嘻笑、哧哧笑、呵呵笑、咯咯笑、哈哈笑……同样一个笑，含义各有不同。有的含赞美，有的含轻蔑，有的含歌颂，有的含讽刺，有的是善意，有的是恶意，有的笑声又苦又涩，有的笑声又脆又甜。眼下录音需要的是一种开怀的又脆又甜的嘎嘎笑。
又脆又甜哩？黑大叔抱着剃得溜光溜光的头，心里默念着：咋样才能叫她们笑得又脆又甜呢？哎，给她们说个笑话。说个啥哩？咱不敢说“四旧”，得编个新的。想了一会儿，他说：“妞们，听着：经过批林批孔运动，上级强调提拔妇女干部，咱大队开会研究了，要提拔一批女队长、女会计、女保管员、女民兵排长，还要选拔一批女妇女队长……”
没等他说完，妞们就嚷开了：“呀，照你说还有男妇女队长哩？”“哎，要是兴选男妇女队长俺就选你。”他毫不在乎地笑着说：“中啊！只要选，我就干。上个月妇联主任坐月子，我就替她当了一个月的妇联主任！”
姑娘们你看着我“吞儿吞儿”笑，我看着你“吞儿吞儿”笑，笑的声音好似敲闷鼓。笑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兴奋，只有干巴巴的笑纹。
“同志，这回可录上了吧？”
记者摇摇头：“这是傻笑。”
黑大叔往田埂上一圪蹴，噙着那根一拃多长的玉石嘴旱烟袋咝咝吸着，嚼芝麻盐似的细细咂摸着姑娘们笑的味道。嗯，是傻笑。他叹了一口气：咋叫她们笑得又脆又甜呢！哎，那一次，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演节目，姑娘媳妇们在台下笑得怪脆怪甜，不如也唱它一段。唉，唱不好咋办哩？岂不是出洋相？管它哩，只要能逼她们笑得脆甜就行。他瞅瞅周围没有人，对妞们说：“妞们，我给你们表演个《四个大嫂学毛选》，你们可要正经笑笑，这回谁要是不正经笑……哼！”
他把旱烟袋往裤腰上一别，将汗巾往头上一顶，用“肉弦子”当啷着走个“过门”，然后两只胳膊扭着，男声女气地唱开了：“……大嫂子，哎！四妹子，哎！咱们学毛选，你看学哪篇？……一学张思德，为了革命烧木炭……”他扭着唱着，唱着扭着。
姑娘们咯咯咯笑了，笑的时候都是挤眉弄眼的，笑完了又交头接耳地嘁喳。
见妞们笑了，他一把抓掉头上的汗巾，问记者：“这一次，笑得可脆可甜吧？”
记者仍摇摇头：“她们是嘲笑。”
“嘲笑？”黑大叔两眼瞪得圆溜溜的，不满意地说妞们，“你们还嘲笑我哩？”
他往田埂上一圪蹴，噙着玉石嘴旱烟袋咝咝吸着，想着，真是疯子、神经……
他一连吸了四五锅子，又站起来了，说：“妞们，前年冬天，咱支书刘二狗参加县里学大寨会议回来后，召开群众大会的事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没等妞们回答，他往土包子上一站，就像刘二狗站在讲台上那般神气，左胳膊卡着腰，右胳膊有力地挥动着，操着刘二狗的腔调说：“同志们，这次县上会议，总的一句话，叫我们以老愚公同志为榜样，大搞农业学大寨运动……”
妞们“吭哧”笑了。笑声简直是从鼻孔里蹿出来的。笑的时候，有的用手捂住嘴，有的把嘴撇着。
他又问记者录没录，记者说这种笑是讥笑。
黑大叔眨着眼，像嚼芝麻盐似的细细咂摸妞们笑的味道：是讥笑。刘二狗当时讲罢就有人讥笑。唉，咋叫她们笑得又脆又甜呢？他两道眉毛绾着：唉唉，我四五十岁的人了，作这号难！
就在这时，一个扎小辫的姑娘说：“黑大叔，俺也不会笑，俺这一天的工分也不要了，俺走哩！”
另一个妞接住说：“俺下午也不来了。叫挑粪俺不愁，叫笑，愁死人！”一听妞们要走，黑大叔傻眼了：人一走咋办哩？晌午刘二狗碰见时问完成任务没有，我咋交代？记者回县里咋给刘大炮交代？他急忙拦住妞们说：“饿了吧？支书早批准了。今晌午一人补助一斤白面、两角钱……”他从兜里掏出一块钱，往扎小辫的姑娘手里一塞，“去去去，去二队菜园里买几斤茄子，在林场做捞面条，都饱饱地吃一顿，吃饱了再笑。”
那姑娘不肯接钱。黑大叔眼一白：“咋？没筐子？用我的布衫包住。”说着脱下了白土布衬衣。
此刻，妞们瞅见他穿着一件粉红色女式汗衣，脊背上还补有一块蚊帐布。她们嘎嘎嘎地笑了。
“黑大叔，你咋会把俺春枝嫂的汗衣穿上了？”
“哦？……这……”他脸红得如血罐子，“……是你大婶捡来的……”
他尴尬地瞅瞅记者：“这年景还论啥男啥女哩！”
“嘎嘎嘎嘎……”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笑得直淌眼泪，笑的声音很脆，就像一把珍珠撒在瓷盘子里发出的响声。
笑声中，黑大叔蹲下了，如一棵被太阳晒塌架的瓜蔓，一脸哭丧相。
突然，妞们刹住了笑，脸上的笑容全凝固了。她们意识到：不该笑。
过一会儿，黑大叔抬起头来问记者：“这回咋样？甜不甜？脆不脆？”
记者说：“不甜，也不脆，但是响亮，录上了。”
录上了就行。黑大叔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下午记者走时，他把记者送出村，又送过河。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又不好意思开口。直到记者跟他握手告别时，他才红着脸说：“同志，你回去千万莫给城里人讲俺……千万莫讲俺穿儿媳妇的汗衣……”
记者低头听着，眼也没抬，只是点了点头，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