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代的明星，可能会有不少人立即想到诗人，想到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超一流大诗人。没错，在文学史上，这些人当然都是熠熠生辉的大明星。但是，即使是唐代那样的伟大朝代，作诗基本上也是光着屁股坐花轿的行当，名声不错，挣钱很少——实际上是几乎不挣钱。仕途坎坷的，甚至不免于饥寒交迫。据我所知，唐代诗人中，诗歌作品能够卖钱的诗人，只有白居易等极少数几个。除了白居易的诗歌曾经有高丽人出钱购买过，也有个别诗人的作品可以从歌楼酒肆的艺妓那里换得几文酒钱。论经济效益，在唐代，写诗歌远不如写散文。王勃、韩愈等人都因为散文写得好，得到过丰厚的润笔。从文献记载看，韩愈的“谀墓”（替人写墓志铭，吹捧死人）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但是，据我研究，唐代散文的经济效益，还是赶不上书法，一些著名书法家如李邕、柳公权的收入，显然比散文家更加可观。
其实，无论是散文家还是书法家，唐代文人的收入都不能算高，比起演艺人士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芝麻遇西瓜。唐代收入最高的明星，是歌舞明星，尤其是歌星。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载，开元年间，音乐人李龟年、李彭年、李鹤年兄弟三人，在当时都是明星，老二李彭年擅长跳舞，老大李龟年、老三李鹤年都擅长唱歌。他们兄弟谱写、演唱的《渭川曲》，妙绝一时，得到唐明皇的高度赞赏，待遇之高，赏赐之丰，无人能及。皇帝赏识眷顾之人，一班王公大臣更是奉为席上嘉宾，极力追捧。因此，李氏三兄弟便财源滚滚。他们在东都洛阳大兴土木，建造宅院，“僭侈之制，逾于公侯”。他们的宅院在洛阳通远里，其中堂的规模之宏大，在当时的洛阳无出其右者。我们知道，那时的洛阳是唐代两京之一，不但王公大臣多有在那里兴建宅院的，就连皇帝也经常会跑到那里住上一阵子。当时的洛阳，其富庶、繁华未必逊色于长安，堪称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都会城市。李龟年兄弟的富有程度，不难想见。当然，世上富贵总难长保。“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在湖南长沙一带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诗人杜甫，因此有《江南逢李龟年》的名作流传于世。
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和白居易《琵琶行》等诗歌以及崔令钦《教坊记》等文献记载看，唐代宫廷是非常重视歌舞娱乐的，其中涌现出了一部分名闻天下的歌舞明星。不难想见，这些歌舞明星中，一定也有像李龟年兄弟那样富比公侯的。
在歌舞明星过着奢侈豪华生活的同时，许多优秀诗人却挣扎在贫困线上，例如杜甫和他的好朋友郑虔。被唐明皇称赞为诗书画三绝的皇家研究院教授（当时叫“广文馆博士”）郑虔老先生，所过的生活，寒酸至极：常常吃不饱饭，无钱买酒，连招待客人坐的一块薄毡子都买不起！
这种情况，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恐怕也是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所认可的。大家都认为，歌舞娱乐明星的金玉满堂是合乎情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谁要是胆敢质疑、批评一下这些歌舞偶像明星，大众一定也是坚决不答应的。据我了解，当时曾经质疑、批评过财富分配不公的也只有李白杜甫等少数诗人。杜甫的批评，最为有名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句诗；在许多人心目中潇洒飘逸的李白，其实也有两句十分有力的诗句，专门表达他对财富分配不公的愤懑之情，那便是《古风》组诗中的“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