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终决定去南街，似乎是寻找一种村庄范式，但似乎又不全是。在乡镇工作的这些年，我最不满意的是分田到户以后，农村公共领域表现出来的纷乱秩序，比如宅基地使用混乱、农村公共资源无序占有和任意损毁村庄公共财物。我曾下狠心组织突围，但终于遭受阻击。自由主义思潮在农村弥漫，已经不是一个乡镇可以遏制的。那个时候，我便有了去南街的想法，不仅我要去，而且我还要组织乡村干部去。那时候的我，对于集体化的向往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在北行列车上，我望着从我眼前掠过的村庄和城市，内心十分平静，丝毫没有旅行的兴奋。我知道，无论村庄外面的墙壁刷得如何雪白，村庄的核心都是我所熟悉的。我同样知道，无论村庄的土地上展示如何的规模，村庄的利益大概都是我清楚的。我只是想把过去的困顿和无奈重新梳理。我似乎需要有一个方向给我注入动力，我似乎需要有一种方法去实践理论。我可以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是我无法忽略村庄的感受。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农村土地流转成为农村工作的热点话题。主流思想认为规模经营可以减少农民，似乎是因为土地在农民手中才使得农民不肯放弃做农民的，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瞎话。农民放弃土地就可以不做农民吗？我在2010年写的一本书中曾经提出用30年完成土地规模经营。我的理由是农村土地流转进程过快，将导致农村大量劳动力面临失业，他们游荡在乡村给乡村社会造成很多的现实问题；由于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健全，土地流转之后，如果没有政策的扶持，那么农民的收入将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停滞不前，城乡收入差距将不可逆转地持续拉大，城乡矛盾将变得更加尖锐。
2008年春节前后，我在墨池村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接受流转的是县城的几个工商业主，他们受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鼓舞，心血来潮要去乡下种田。刚开始农民还不太愿意，但流转价格每亩增加到400元的时候，农民都很乐意流转，因为从当时耕种的收益看，农民从土地里能够捞出的纯收入也就这么多。土地流转后，种田收入除了土地流转租金，还有国家直补，加起来每亩有550元左右的收入。村民积极性很高，流转土地1700亩，村庄里许多家庭的承包地被全数流转。事情办完后，很多45岁年以上的农民对我说，土地都流转了，心是省了，只是不知道以后干什么了。面对这些诘问，我内心很矛盾，不知道在实践中应该从那个方向去做一些有价值的探索。
最近这一年，“灭村”运动又暗潮涌动。在很多人看来，通过拆村把农民赶进城镇集中居住，不仅减少了农民，而且改造了村庄。面对“灭村”的熊熊火焰，我很怀疑，被赶进城的农民是否真的能够在城镇安居？老实说，我不赞成以拆村这样的简单方式把农民赶进城，由于多数农民在城镇的生活来源没有着落，收入不会增加，支出则可能大幅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返村也是迟早的事。也是在2010年写的同一本书中，我提出建设大村庄，用30年的时间打造农村社区，并在社区治理上实行自治，突出解决村庄秩序纷乱的问题。对于这些思考，我主要是基于实践，是我在较长时间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坦率地讲，我既不可能在实践中提供成功的范例，也不能在理论上给予深入的求证，我仍然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寻找证据。
行走在南街的土地上，感受南街的空气和阳光，我把南街给予我的感受仔细整理，就有了一些离本质更近的结论。如果土地流转后效益能够均分，那么谁不愿意把手中的土地流转出去？如果土地流转不在集体手中，那么谁又能指望利益均沾？如果土地在集体手中又能实现效益最大化，那么这种方式肯定就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南街人告诉我们，这种方式并非不可以存在，它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村庄意识的觉醒。南街人把陶行知的话“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写在中学的墙壁上，就是告诉这些将来主宰村庄的孩子们，唯有傻瓜精神才能救村庄，除此别无办法。
毫无疑问，南街是一种村庄发展的范式，但是南街是不可复制的。作为曾经的村庄，南街已经成功地转身为“工庄”，之所以仍然是庄，是因为庄里的人们仍然保持着农民身份，隶属关系仍然保持着过去村庄的建制，只是规模扩大了。而事实上南街已经没有了传统村庄的形态，它实现了由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成功跨越。与之相比较，小岗的村庄意识似乎更有爆发力，它居然撬动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南街重新折回集体化的道路。南街的精英们为什么可以撬动村庄意识，是因为他们懂得平均主义并非就是村庄的原罪，当土地的极限效益显露出来之后，还有什么可以折腾？南街的精英们最早觉悟，他们知道村庄需要工业，而当工业意识在村庄还没有觉醒的时候，他们缺乏的不仅是内力，而且在发展的先机上已经明显落后于名村华西和刘庄，所以，过去人们熟悉的意识形态又堂皇地登上了南街的舞台。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断，南街精英们当初的真实想法谁也无法得知。
南街不是也不可能是村庄的最后形态。南街实现了由农耕村庄向工业村庄的跨越，这个跨越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农村，能够完成这个跨越的村庄毕竟凤毛麟角。以现在的形势看，只要农村的土地还会向城市移动，那么完成这个跨越几乎不会再有可能。南街工业村庄不是最后的孤本，也是加在华西等少数几个名村中的同一范式。只要村庄的使命没有完成，村庄的形态就只能围绕着土地，改变的是村庄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对于土地的组织方式，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工业化国家农村改造的实践所证明。我在台湾考察的时候，注意到台湾的农村仍然保持着传统农耕的特征。谁都知道台湾地区是我国最早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地区，这又说明了什么呢？不是所有的传统都落后，而是农业本身决定了村庄的形态。况且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用于耕种的土地除了几个大平原，很多都在丘陵和山区。江西、湖南都是粮仓，但江西、湖南大都是丘陵山区，国情决定了谁也不能把江西、湖南的土地都退耕。
南街意识形态是一个虚拟的不真实的村庄幌子。正如我前面分析过的，一个村庄不可能架构自己的意识形态，不管村庄的组织结构、分配方式如何，就其社会形态仍然还是一个村庄。南街的村庄意识是真实的，以王宏斌为首的南街精英撬动了南街意识，这就是要想富，就必须团结起来，把村庄资源最大化，创造最佳效益。有了这个村庄意识，才有了在工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凝聚起来的傻瓜精神。当南街的村庄意识真正觉醒之后，土地回归集体已经是迟早的事，而集体一旦掌控土地，就有了进军工业的资本，这不仅是南街工厂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南街获得外商和银行支持的资本。对于村庄而言，集体化无疑是聚集资本的最佳形式，村庄集体化在工业化初创阶段显示的神奇伟力无与伦比。
村庄意识存在一定范围的血缘认同，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地缘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对于建立村庄价值和发展模式具有标本意义。南街初创时期的村庄意识与小岗的分田冲动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南街的村庄意识在村庄发展中不断成熟，逐步形成了建立村庄社会公平分配机制的渴望。这种渴望也许并非源于主义，正如在农民的教育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主义一样，决定村庄意识的可能还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对于公平利益的追求。这种文化认同，最终成为南街发展的不竭动力。
关于南街我已经说得太多，我无意卷入对于南街的争论，更没有兴趣关注南街的某一个爆料，我只想从南街的变迁中寻找树立村庄的元素。既然土地在南街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我同样没有理由回避村庄的土地问题。既然整合村庄土地有着如此巨大的利益，那么整合村庄土地是否会给村庄变迁带来某种机遇呢？这是肯定的。问题是谁有权力去整合村庄的土地，谁能够公平享受村庄土地整合带来的巨大利益。从当下整合村庄土地的行动看，村庄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整合村庄的利益并非村庄化，因此村庄变迁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尚不可知。
从村庄利益出发，整合村庄土地不应该是地方行动，而应该成为国家行动；不应该是地方决策的动力，而应该成为国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动机。我感到国家应该从涉及农村土地法规的圈圈中走出来，在立法精神上重新审视农村土地问题，包括农村公共领域的土地，赋予农村土地更加丰富的内容。如果农村土地成为地方财政不竭的动力，必会赋予传统村庄更大的功利性，在缺乏成熟理性思考的前提下，村庄土地的整合很可能走向反复，而这样一个运动带给农民的将是拆村和建村的双重苦难。同时，政策层面也应该迅速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赋予村庄更大的利益。对于传统村庄改造的价值评判标准，减少村庄、减少农民自然应该成为标准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标准，更不是最后的标准，土地的保有和增量、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这种组织形式带给村庄的利益，在实现村庄利益的过程中，建立村庄公平的机制应该成为村庄的正道。
从南街回到漯河，我登上了南下的列车。是夜，窗外朦胧，不时有零星的灯光在窗前晃过。硬座车厢里的嘈杂不绝于耳。我的思维似乎没有一丝倦怠，不停顿地向前奔跑。南街的一幕幕生动而又充满玄惑，尽管南街不能为中国村庄提供普遍意义上的范式，但是南街不是也让我们看到村庄需要的很多元素吗？而我最希望看到的村庄意识的觉醒，不会被眼前利益所迷惑。
在所谓的村庄完美主义者看来，完美就是没有，追求完美就是消灭村庄。通过消灭村庄，逐步减少农民，最后消灭农民。村庄完美主义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村庄是否也能让生活更美好？
任何一个产业在其兴起、发展和延续的过程中，都融入了从事这个产业的人们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时间的浸泡中浓缩成了一种文化精神。当这种文化精神被瓦解之后，就意味着这个产业的终结。但是农业不行，因为食物对于人们一天不可少。传统农耕文明支撑农业几千年，当人们对传统农耕发起凌厉攻势的时候，农业靠什么文化精神支撑？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后还会有村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