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水养育一条水村民。
“一条水”是丘陵地区地缘认同的口头表达，比如谁谁都是哪条水的。一条水村庄布局在丘陵地区，个性鲜明，自然村落沿着山冈散开，山冈让出来一盆土地，高高低低纵横交错，而那条水则从山冈深处流来，一直流进村庄记忆深处。
田心村占着一条水，有十七八个自然村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自治村，人口约莫1500，地形地貌一般，历史人文一般，物产一般。在村庄的记忆里，这条水几乎没有哪个方面可以找到突出的地方。但是现在不同，集结在北京的田心村部落刷新了村庄记忆。在这个部落，注册公司30多家，注册资本数千万元，从业人员占了田心村人口的五分之一。更让人惊诧的还是他们的职业，谁能想到，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泥腿子居然与图书出版结缘？
村庄的变迁如沧海桑田，让人惊叹。与农民交谈，我曾经试探地问，改革开放给村庄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有人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是自由。对于这样的回答我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农民对于自由的向往深深地撞击我的心灵。自由和散漫带着农耕的特质浸润人们的心田，春来播种，秋来收获，收多收少老天决定，喜悦悲苦土地赐予。诗人放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没有负荷的精神对于物质贫乏的村庄是多么的可贵。稼穑虽苦，但精神是自由的。如果硬要把农民捆绑起来，那么农民就更苦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失去自由的农民将伴随土地一起板结。
人民公社把农民捆绑在一起，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公社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农民可以不用脑子劳作，没有丝毫的自由可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民，农民有权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而人口的自由迁徙则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在磕磕碰碰中行进。农村税改之后，农民的集体义务和国家义务在表象上基本没有了，农民更加解放更加自由，城乡两栖发展的机会更加充分。30年农村改革的历程让人们欣喜地看到，农村改革的进程就是不断增大农民的自由度。
自由让村庄流动起来，向着远方一往无前。第一个走出村庄到北京创业的是文强。他种过田，贩过生猪，跑过运输，钱赚得少，花得多。1990年代后期，文强在村庄里再也呆不下去了，欠下的赌债还不清不说，情债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有一天晚上他在朋友家吃饭，吃完饭他独自出门走了，谁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去了哪里。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很少过问他，过了几年听说他发了，这才有人对他的行踪感兴趣。人们刨根问底，打探他成功的秘诀。
原来，他有一个在北京做大学老师的同学。那人家境很苦，但人很聪明，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敏锐地捕捉到中学课外辅导读物市场，这个市场后来不仅改变了他的家境，而且改变了来自家乡的很多人的命运。文强去的时候，他的图书出版发行公司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同学问他想干什么，文强虽然穷途末路，但并非贪图享受之辈，他告诉同学，跑跑销售吧。文强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搞销售应该比较合适。文强勤快，也能吃苦，骑着自行车成天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哪条街哪条巷有一所什么学校，文强清清楚楚，几年跑下来许多学校的人面都跑熟了。
开始的几年，文强跑销售拿提成，没有赚很多钱，但他赚了经验和市场，几年下来他仿佛觉得自己长了翅膀，可以飞了，这种感觉令他跃跃欲试。文强办了公司，做起了书商，他居然真的成功了。就像做梦一样，一觉醒来，他便有了自己的编辑、印刷、发行团队，还趁机买下了一家印刷厂，手中的资本如雪球越滚越大。经此一番打拼的农村人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农村人不止能种田，如果有机会他们可以做很多事，城里人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能干的农村人同样能干。
村里人听说图书好做，陆陆续续有人投奔他而来，开始时大都在他的羽翼下做学徒跟班的活，但很快都另立门户自办公司，居然都很成功。虽然生意都没有超过文强，但这些只有初中、高中文化的年轻人也能够在北京的图书市场分到一杯羹，内心已经很满足。事业不敢说，但钱还是赚了不少。有的小伙子来北京没几年就买了几十万元的车，还在北京置下了房产，把村庄里的父母接了过来。北漂的书商们以他们的胆量和机敏打拼出了一方天地，这方天地在北京很小，小到甚至可以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存在，可是这块天地在村庄很大，大到村庄里的很多家庭可以抛弃村庄的一切，心安理得毫无顾虑地在北京生活。
我曾去北京探访过他们。到北京西站接我们的两个小伙子，一个是村支书的儿子，另一个我不认识。他自己介绍说，他们家过去在村委旁边经营一个小店，自己曾在深圳打过工，来北京三年，生意做得还顺当，前不久父母也来了和他一起做，言谈中很是自信。支书的儿子告诉我，接我们的车也是他新买的。我感觉小伙子真是了不起，北京真是个淘金的所在，在村庄里几辈子也赚不来的钱，他在北京几年就赚下了。在北京田心村部落和书商们相处了几天，感觉他们生意做得正规，无可挑剔，十分放心，而老少爷们对于我的盛情接待同样让我十分欣慰，因为他们不仅是田心村一条水的骄傲，而且还是一个乡镇的名片。
常去田心村，感觉是到了村庄的另一面，北京那些人是村庄的活力所在，而村庄却是无比的凝重，甚至让人感到一种消极的沉沦。在我心里，这个村庄不可能像北京那么光艳，但是它应该优于别的村庄。可是我错了。我看到的田心村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土路土房，新盖的房屋很少，稍稍气派的房屋更是难寻。村庄里北上南下的人都有，留在村里的人很少，大一点的孩子到乡镇中心小学上学去了，不是大忙的季节田野上难得见人，但土地仍然是种着的，精耕细作的传统被两栖的人们丢了。我不明白的是，厮守家园的人们怎么也丢了这个传统？他们大把的时间如何打发？
应该说这一条水如今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可是村庄并无中兴之势，反倒多了一些颓势。仔细了解，才知道有一些人早已落户北京，而一些在北京还没有条件落户的人则在墟镇或者县城置了房产，偶尔回村也是象征性地看看亲戚，并不住村。村庄对于他们已经简化为一个符号，这种景况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放飞心情。
比之北京的那个部落，村庄里的人们毕竟是多数。这些人当中的不少人也在外面打拼过，可是他们没有书商们幸运，赚了一些工钱回到了村庄，仍然需要面对土地。另有一些人因为家庭拖累，或者从一开始就对自己没有信心，一直在土地上耕种。当然，耕种也有不同的结果，村庄的人少了，留在村庄的人发展的空间就大了，因为人的素质差别较大，因此各家景况就会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村庄的路越多，村庄的发展就越是多极，而村庄的精神形态就越复杂。
自由让村庄分化，向着多极的方向演进。当人们还在土里刨食的时候，单位土地收入是有数的，如果土地面积悬殊不大，那么村庄人们在物的占有上应该不会有大的差别，但是当人们的精神离开土地的时候，物化的过程就会变得神秘。但是，村庄人们清楚自己口袋里的分量，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以及和什么人做，村庄人们心里明镜似的。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村庄阶层分化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破坏性，它使得原本依靠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强强联合是性格的比拼，富富联合是财富的比拼，而强与富的联合则不可避免地孤立贫弱。这样一种分化使得村庄社会政治生态发生根本性逆转。转向何方？并非就是强势政治下的强势村庄，在很多时候，被孤立的贫弱方不能成为村庄政治生态中的主宰，却是村庄政治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呢？2009年田心村一条水争取到国家扶助修水泥路项目，本来通村公路很早可以列入国家扶助项目，但是田心村村委在一条水的水尾，所处位置上下各有一个村，因此田心村村委门口的路早在2004年就进行了水泥路改造。因为这条路是通往乡镇的必由之路，但是田心村大部分村民生活在一条水里面，而进入田心村一条水的路却不能获得国家修路项目的扶助，路修不了自然苦了田心村的群众，可是没有项目的时候人们不吵不闹，而一旦有了项目，群众都兴奋了。美中不足的是扶助项目只有3公里，通不到一条水的水头，住在水头的群众意见很大，但修路是要真金白银的，真要修不过去谁也没有办法。偏偏这时候通往村支部书记家的一条支路也开工了，群众不答应了，平日里从不见出头的一群人挡在路上，工程无法动工。支书反复解释自己回家的500米路是儿子寄来的钱，与村里的公路无关，偏偏没有人信，一部分人闹到了镇政府。我出面解释并保证国家项目资金不用到书记家的路上，闹腾的群众这才肯罢休。
这件事对支书触动很大，他当了近20年村书记，一贯办事公道，深得群众好评，从来没有过现在的艰涩。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动了辞职去北京的念头。这件事给我的思考同样沉重，贫弱的村庄为何失去信任？现在村庄面临两难，在家的这一头怎么来构建新的村庄秩序？在贫弱的村庄社会，人们对于集体的认同度越来越低，集体对个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全凭个人意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能不能树立村庄新秩序？依靠什么力量来树立？而在外的那一头又如何保证他们的充分自由，并在自由中实现平等？两头都要发展，两个利益都要保障。只有这样，农村才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走下去。
我曾经用大量的篇幅对村庄物质形态展开描述，而对于村庄精神形态则缺乏细致的探究。不是我不熟悉村庄精神形态，是因为村庄精神形态充满玄机。我可以告诉人们先前我对村庄两种形态的态度，如果说村庄物质形态的变化让人感到遗憾，那么，村庄精神层面的变化无论如何都是让人欣喜的。因为这种变化播洒人性的光辉，不仅是开放背景下人性的张扬，是走向城乡一体的铿锵步履。以唯物论的眼光看，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我现在需要探究的是，创造村庄物质的原动力是什么？在创造村庄物质的过程中，精神反叛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说创造村庄物质的原动力是自由，那么，村庄精英的背叛无疑使村庄的发展失去平衡。在一个开放的村庄政治系统中，体制外精英的作用远远超过体制内精英，如果村庄不能留住体制外精英，村庄就会永远地失去发展的原动力，这是村庄分化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