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是我所敬佩的诗人，他的诗从《红烛》到《死水》，差不多每首我都读过。他学贯中西，对于中国的古诗和西洋诗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中西的诗的格律他都能融会贯通，用起来流畅自如，得心应手。因此他的诗读起来总是那么顺口，那么有力，那么自然，那么铿锵。他自己曾经说过：“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的诗大都做到了这几点，只是后写的《死水》比《红烛》更为凝炼谨严一些。
我不是诗人，我说不出评诗的内行话，作为一个诗的爱好者，联系到闻一多先生的一生，与其说是诗如其人，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是一首诗——一首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诗，一首伟大的爱国诗篇！
我和一多先生的晤面谈话，往多里说，也只有七八次。我记得第一次是在1925年春天，我们在美国波士顿的留学生演古典剧《琵琶记》，一多先生从纽约来波士顿过春假，因为他是学美术的，大家便请他替演员化妆。剧后的第二天，一多先生又同几位同学来看我。那天人多话杂，也忘了都说些什么了。第二次我记得很清楚的见面，是1930年的夏天，他同梁实秋先生到我们的燕京大学的新居来看我们。（那时我和吴文藻结婚刚满一年。）他们一进门来，挥着扇子，满口嚷热。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间屋子里看了一遍，又在客室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忽然笑说：“我们出去一会就来。”我以为他们是到附近看别的朋友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以后可记着点！”说得我又笑又窘！那时我们还不惯于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烟茶待客的“风俗”。
我虽然和一多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在我的脑中是个很熟的熟人。吴文藻和他是清华同学，一多先生的同学和朋友，差不多我都认识。从他的和我的朋友的口中，我不断地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诗，更多的是他这个人！他正直，他热情，他豪放，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亲朋，热爱一切值得他爱的人和物。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他自己说过：“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所以他的诗就是他的语言，就是发自他内心的欢呼和呐喊，不过他的呼喊，是以有艺术修养的、有节奏的“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着胆引吭高歌”出来的！
他在留美时期，怀念乡土，怀念着朋友和亲人，他提早回国来了，他发现在他“尺方的墙内”并没有和平，中国有的是“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他没有办法禁止自己的心跳。抗战时期，他兴奋地随着他教学的清华大学，辗转到了昆明，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他的兴奋情绪又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下去。但是越到后来，更加冷酷的事实，使他更是站在进步的年轻人一边，使他觉悟到“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这个时期他没有写诗，但他说：“诗是负责的宣传。”他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他把自己的诗人的力量，投入到人民力量的大海怒涛之中，1946年7月15日，他终于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作为一个诗人，一多先生写的诗并不比别人多，但是他的死是一首最伟大的诗！早在1926年4月，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那篇文章里，他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
一多先生死去快33年了，今天我写这篇追念我所敬佩的闻一多先生的文章，回顾过去的33年，真是想后思前，感慨无尽！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曾经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而首先是个爱国者的闻一多先生，一旦找到了和广大人民相结合才能救国的真理，他就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我们这些不是诗人，但还是中国人的人，骨气还是要有的！在祖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也还会遇见各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的淫威”。让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这句话，永远以闻一多先生为榜样，无论在哪一种的黑暗淫威之下，都努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1979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