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的清政府，除了与周边国家有传统的通使、纳贡的关系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对欧美诸国，清政府还处于懵懂不清的境地，更谈不上有正常的外交关系。
鸦片战争后，情况突变。紧随英国侵略者之后，法、美、荷、葡、俄、日等国侵略者也纷纷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不平等的苛求，接踵而至，“洋货”随之滚滚入口。于是，清政府不得不被迫应付在被凌辱状况下的种种外交活动。魏源在不断补辑扩充《海国图志》的过程中，应该是看到了这些不平等外交的。
因此，他在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崭新的外交思路：“以夷款夷”和“以夷攻夷”。“款”，指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夷我之间的问题；“攻”，指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夷我之间的问题。
首先，他主张开放门户，与各国平等通商，“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
当时，有人颠倒事件的本末，认为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是由于林则徐的严厉禁烟。魏源在《夷艘寇海记》中便已指出：“其耳食者，争咎于勒敌缴烟；其深悉详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闭市，即继续走老路，闭关锁国。这不仅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长期的恶果，也会立即使正在中国海上游弋的外国商船强烈反弹。魏源引用英酋伯夷的话，说明了外国商人的心态：“林公自是中国的总督，有血性，有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耳！鸦片可断，一切贸易不可断。贸易断，则我国无以为生，不得不全力争通商，岂为仇林总督而来邪？”魏源准确地掌握了外商的这种心态，概括说：“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求利，是资本主义的本质；闭市，彼无利可得，眼见有利却不可得，必然诉诸武力，以武力开辟求利的道路。这本是极明显的逻辑。故魏源说：“是其激变绝不由于缴烟，而由于停贸易，明矣！”开放港口，发展贸易，绝不等于让鸦片自由入口。魏源指出，让鸦片入口，是“世俗之不停贸易”，是“养痈，与吾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者，天壤胡越”。
鸦片必须严禁，除了在国内对贩卖、吸食鸦片的人严厉法办以外，对外，则须有两条：一是严修武备，“能致其[指贩烟者]死命，使俯首求哀者上”；二是使外商有利可图。魏源写道：“外夷唯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夷艘寇海记》而后俯首从命。故上者严修武备，彼有[夹带鸦片的]趸船，则我能攻之，彼有夹私，应停贸易，则立停之，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可挟于我，自不敢尝试。次者，代筹生计。”就是说，既要开展中外的自由贸易，又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自由贸易的坚强后盾，“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可挟于我”。他特别强调，鸦片战争之后，尤应加强武备：“既款以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
至于“代筹生计”，虽然是语涉“鄙夷”的传统观念，但，他提出三项方案，却是颇有建设性的。一是希望外商“多远洋米入口，并援例酌免其货税”。所谓“援例”的“例”，是指“康熙、乾隆中，准商船运吕宋、暹罗米入口者，每米百石免其船货税十分之五，米五千石以上免税十分之三，即不及五千石亦免税十分之二，并许商人运暹米二千石以上，议叙顶戴”。减免入口米税，则是希望印度等国“铲除鸦片之地，改种五谷”。当然，这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唯利是图的殖民者会如此善良吗？
二是“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即裁去外货入关时除关税之外的其他杂费，如洋行会馆所抽费、引水通事使费等等。这样，可以降低外商的成本，“岁省数百万”。
三是准允外商“于进口之茶、丝，出口之棉、米、呢、羽，酌增其税，以补鸦片旧额”；对于“有益中国之物”，如铅、铁、硝、布等，“亦可多运多销”。
总之，既要“威足慑之”，又要“利足怀之，公则服之”。魏源的这些设计，是否确实有效，是否通行无阻，还难以定论，但他的开放关口、自由贸易的思想，是明显与清朝廷的闭关锁国政策针锋相对的，是符合时代的要求的，也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
自由贸易，必可造成双赢的局面。仅以魏源所举道光十七年（1837）广东的进出口情况即可证明：
1.英商购进丝、茶叶等21，816，000元卖出棉、米等14，478，000元两抵，中国出超7，338，000元。
2.美商购进绸缎等13，277，000元卖出“洋货”3，670，000元两抵，中国出超9，607，000元魏源兴奋地写道：“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可惜，这些出超部分均被鸦片的输入抵消了，还不够，出超变成了入超，白花花的银两不断外流，以致“洋钱与纹银皆日贵一日矣，漕务、盐务、边务，皆日困一日矣”。更可叹惜的是，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关税已不能自主，洋货向中国倾销，魏源设想的自由贸易遂成泡影。
第二，魏源全新外交思想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要善于以上引文均见《海国图志·筹海篇四》。
利用国际矛盾，联合可以争取的友国，打击当前的主要敌国，即“联其所忌之国，居间折服”，“合诸国以制一国”。
用魏源自己的话说，这叫“以夷攻夷”。
面对中国的最凶恶的敌人英殖民主义者，魏源指出，有许多国家可以和中国一起抗击。他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说：“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败绩遁归，自后不相往来。”两国又在印度争利，“英夷以兵舶据东、南、中三印度”，这里“鸦片盛行，英夷岁收税银千馀万。俄罗斯觊觎之”，因而调兵“由黑海、里海间取游牧诸部，亦与中、西二印度接壤，止隔一雪山，各以重兵拒守”。特别是，英、印侵略者侵犯中国时，“深恐俄罗斯乘其虚以捣温都斯坦[中印度]”。同时，廓尔喀[今尼泊尔]在乾隆时曾被英夷和印度兵船攻其东境，故在鸦片战争期间，曾“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魏源认为，“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指英国]艘有内顾之虞”。这样的外交设想，是颇具见地的。
魏源又分析英国与法、美的矛盾道：“自明季国初之际，佛兰西开垦弥利坚东北地，置城邑，设市埠，英夷突攻夺之，于是佛夷与英夷深仇。”后来，因“英夷横征暴敛，于是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兼约佛兰西为援。三国兵舶数百艘，水陆数十万，不解甲者数载。弥利坚断其饷道，英军饥困，割地请和，弥利坚遂尽复故地二十七部，英夷止守东北隅四部，不敢再犯”。魏源还指出：“即印度地亦荷兰、佛兰西开之，而英夷夺之。乾隆初，印度土酋约佛兰西、荷兰二国合拒英夷，连兵数载，始分东印度属英夷，而南印度属西洋诸夷。”
‘上面是从历史上观察西洋诸国；在现实中，魏源也注意到，诸国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且有矛盾。自广东开市通商以来，“英夷最桀骜，而佛、弥二国最恪顺。自罢市以后，英夷并以兵艘防遏诸国，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言英夷若久不退兵，亦必各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法国兵头“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曾至广东，“求面见[清朝廷]将军，密禀军务……自言愿代赴江、浙，与英夷议款，必能折服，不致无厌之求。傥英夷不从，亦可藉词与之交兵”。由于法、美诸国施加压力，由于美国出面调停，在鸦片战争的进程中，英侵略者头目义律曾发文给清广州当局，内中“有不计别情，只求照例通商之请，并烟价、香港亦不敢索”。可见，只要熟悉夷，善于掌握时机，“以夷款夷”是可能的。’
至于南亚的安南、暹罗等国，本与中国久有交往，有传统关系，又都受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完全可以联合抗英。例如暹罗的满剌加为“海艘之都会，近日并为英夷割据，又移满剌加市埠于柔佛故地，改名新加坡。其入寇之兵食，皆恃新加坡接济”；且暹罗国人“尊重中国，藐视英夷”。“诚使用明季夹攻日本之议，令暹罗出兵，恢复满剌加、柔佛故地，而安南以札船助之，则英夷有内顾巢穴之忧，与驱策廓夷[指廓尔喀]、鄂夷[指俄罗斯]攻印度之策并行不悖。”根据当时这样的国际关系，魏源认为，完全可以联络国际力量，共同对付英国。对于“调夷之仇国以攻夷”这种战略，魏源概括为：“彼贪市舶之利，我收爪牙之助。”他进一步指出：“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可惜，清朝廷内，没有像魏源这样清醒地认识国际形势的人才，更没有能纵横捭阖、“调度外夷”的外交人才，而以“敌情叵测，难确保其非阴助英人，代探虚实”为理由，拒绝利用国际矛盾，依然是一种盲目排外的态度。
当然，国际形势是千变万化的，外国能否任凭“调度”，即使能“调度”，又能“调度”到何等地步，都是未知数。但是，无论如何，魏源这一利用国际矛盾共同对敌的思想，在19世纪中叶眼界未开的情况下，是现代外交新理念的发轫，是弥足珍贵的。与魏源同时代或稍后的人，批评魏源“自启于纵横家者流”。他们显然是还未真正理解“以夷攻夷”这一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战国时代的纵横家有什么不好？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政治家，都各为其国家的利益而奔走呼号，而终生奋斗。
在国际政治上，从来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永久的朋友。
法、美、俄等国与英国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侵略性，本质是相同的。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所实证了的。但是，绝不排斥在某一具体时间内对待某一具体事件有与它们中的一国或几国有合作的可能。掌握、利用国际矛盾来妥善处理中外关系，永远是现代外交上的金科玉律。而这一理念，正是魏源在我国近代史第一个提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