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比较研究考察不同类别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的变化规律，研究单个国家是研究一类国家的基础。参照世界银行划分国家类别的人均国民收入标准，选取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观察世界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可以看出，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地理分布上比较集中，高收入国家主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中高收入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西亚和拉美，中低收入国家主要分布在东欧，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本文选取欧美日等工业化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西亚资源型中高收入国家、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中高收入国家、拉美中高收入国家、东欧中低收入国家、非洲低收入国家等六大类，研究这些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
（一）用总量法划分发展阶段的纵向比较研究
1.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参照世界银行近年来划分国家类别时采用的人均GNI标准，以人均GDP 1000美元、3000 美元、10000美元为界点来划分发展阶段。考虑到人均GDP 1000美元～10000美元是一国从传统状态向现代化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迅速变化的关键阶段，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时期需求结构的变化，可以进一步细分这一阶段。这里划分为低于1000 美元、1000美元～3000美元、3000美元～6000美元、6000美元～10000美元、大于10000美元等五个阶段进行纵向比较研究。事实上，如果将钱纳里关于经济发展六个阶段的划分标准折算成当前值，本文的划分标准与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基本一致。
随着人均GDP提高，表中所列国家的投资率大致经历了“低→高→低”的变化（倒U型曲线）。日本、澳大利亚投资率在人均GDP 1000美元～3000美元时达到最大，美国和加拿大在6000美元～10000美元达到最大，其他国家都是在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达到最大。日本的投资率均值（36.68%）最大，其次是澳大利亚（32.07%），其他国家都没有超过30%。
考察消费率。表中所列国家的消费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经历了“高→低→高”的变化（U型曲线）。日本的消费率在人均GDP 1000美元～3000美元达到最小，其他国家都在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达到最小，与投资率达到最大的阶段一致。从数量看，日本的消费率均值（61.79%）最小，澳大利亚次之（68.81%），其他国家都在73%以上。
考察消费率的构成。美国、德国、英国的政府消费率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后略有下降，其他国家都随着人均GDP提高而提高。丹麦和瑞典的政府消费率较高，日本较低，其他发达国家为15%～20%。居民消费率有以下几种情况：美国、德国的居民消费率在人均GDP进入3000美元后稳步提高；丹麦、瑞典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提高而降低；其他国家的居民消费率与总消费率变化趋势一致，呈现出U型曲线。居民消费率最小值大多出现在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日本出现在1000美元～3000美元，加拿大出现在6000美元～10000美元，丹麦、瑞典出现在人均GDP大于10000美元。以上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最小值基本上没有低于50%。
考察净出口率及其构成。除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外，其他国家的净出口率经历了“高→低→高”的变化（U型曲线），最低点出现在人均GDP 3000美元～10000美元。净出口率一般在-3%～3%之间波动。日本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出口率和进口率同时下降，其他国家都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提高而提高。出口率和进口率大多在20%左右波动，个别国家个别时期达到30%。
投资率达到最大值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大幅转换。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率达到最大值时，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提升。
2.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主要考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中高收入国家、西亚资源型中高收入国家、拉美中高收入国家、东欧中低收入国家和非洲低收入国家等五类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
（1）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中高收入国家。东亚大多数国家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但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本文选取了两类国家和地区：一类是发展水平高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一类是发展水平较高的马来西亚和泰国。是以上五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相关变量的平均值。
尚未达到该发展水平大于10000，五个国家的投资率都经历倒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投资率最大值，除了韩国出现在人均GDP 6000美元～10000美元，泰国出现在人均GDP 1000美元～3000美元外，其他三个国家都出现在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东亚国家投资率最大均值都在30%以上，新加坡达到44.66%，韩国达到37.44%。
考察消费率及其构成。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的消费率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呈现出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消费率平均值最低点出现在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最小平均值都在57%以上。新加坡和泰国的消费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下降，泰国处于工业化中期，消费率下降符合国际规律，新加坡则由于这一时期净出口大幅上升所致，并不表示实际消费水平下降。新加坡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后，马来西亚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6000美元时，政府消费率下降幅度均较大，泰国的政府消费率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3000美元时有所下降，韩国和香港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后政府消费率大幅提高。从数量上看，除了马来西亚的政府消费率均值在15%左右，其他国家大多在10%以下。以上五个国家居民消费率与总消费率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居民消费率最小值在42%以上。
考察净出口率及其构成。总体而言，除了韩国的净出口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呈现出倒U型曲线外，其他国家的净出口率、出口率和进口率大体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但有所反复。东亚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在-3%～7%之间波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个别年份高达20%。韩国出口率、进口率在40%以下，其他国家都在50%以上，新加坡和香港属于“大进大出”的贸易型国家和地区，出口率、进口率更高。
东亚国家投资率均值达到最大时恰好对应工业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剧烈变动。与发达国家不同，东亚国家投资率达到最大值时产业结构转换表现为两类：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微幅提高，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大幅下降（韩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大幅提高，第一、第三产业占GDP比例大幅下降（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2）西亚资源型中高收入国家。西亚国家的国民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出口石油，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类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一直较高，但没有经历完整的工业化过程，需求结构很特殊。
净出口率变动幅度大是西亚资源型国家需求结构的主要特点。这些国家的净出口率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和2004年以来受石油大幅涨价影响都大幅提高。净出口率大幅提高，引起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下降，并不表示实际投资和消费水平降低。
西亚资源型国家需求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很高。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的政府消费率不仅起点高，而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除伊朗外，其他两个国家各个阶段的政府消费率一般是居民消费率的1/2.换言之，政府消费占消费总额的2/3，这一水平在全球“高居榜首”。
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资源，西亚资源型国家的投资率均值达到最大时，产业结构也没有出现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特征。科威特投资率达到最大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反而由期初的52.3%下降到期末的19.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由47.0%提高79.8%。伊朗投资率达到最大时，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反而提高了5.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降低了2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提高了18.4个百分点。沙特阿拉伯投资率达到最大时，三次产业没有出现明显的结构转换。
考察投资率。除了阿根廷外，其他两个国家的投资率随着人均GDP提高，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变化趋势。巴西投资率最大值出现在人均GDP 1000美元～3000美元，智利出现在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
考察消费率。巴西的消费率呈现出“高→低→高”的变化趋势（U型曲线），阿根廷随着人均GDP提高而提高，智利则随着人均GDP提高而降低。政府消费率基本上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居民消费率则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降低。
考察净出口率。阿根廷和巴西的净出口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呈现出“低→高→低”的变化规律（倒U型曲线），智利则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巴西的净出口率均值在人均GDP 1000美元～3000美元达到最大，阿根廷和智利分别在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6000美元～10000美元达到最大。以上三个国家的出口率、进口率随着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但很少超过40%。
拉美国家的投资率达到最大时产业结构经历了剧烈变动。阿根廷投资率达到最大时产业结构转换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上升。巴西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所占比例降低，第二产业所占比例略有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大幅提高。智利则表现为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
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投资率大幅提高，既与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有关，也与经历体制变革之后加大投资、发展经济有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立陶宛三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来，消费率一直稳定在80%以上。政府消费率稳定在20%左右，居民消费率一直在60%以上。以上三个国家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净出口率一直为负，新世纪以来，净出口率沿着负值方向继续加大。出口率和进口率都随发展阶段提升而提高，几乎都在40%以上。
这些国家在投资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转换。2004～2008年，保加利亚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下降了3.7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分别提高了2个、1.7个百分点，表明工业化在快速推进。罗马尼亚的产业结构转换则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提高。由于第二产业加快发展需要大规模投资，保加利亚这一时期的投资率大于罗马尼亚。
（5）非洲低收入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集中了全球最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长期很低，至今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达到1000美元。本文列出了布基纳法索布、布隆迪、埃塞俄比亚三个国家在当前发展水平上的需求结构。
以上国家1960年（埃塞俄比亚为1981年）以来的平均消费率在90%以上，居民消费率在80%以上，在全球属于最高。政府消费率在10%～15%之间，在全球属于中下等水平。这些国家1960年（埃塞俄比亚为1981年）以来的平均投资率一直在20%以下，与全球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属于最低水平；平均净出口率在-10%以上，进口率连年远远大于出口率，在全球属于罕见在可获取数据的年度中，除了布隆迪的净出口率1963年为2%，1977年为0.3%外，本文选取的三个国家其他年度净出口率都为负，进口率都大于出口率。这一现象在南非其他国家很普遍。与低投资率、高消费率、高净出口率（负值）对应的是，这些国家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大都呈现出40：20：40格局，工业化水平很低。
3.对不同类型国家需求结构纵向比较研究（总量法）的小结
总结了采用总量法对发达国家和五类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的纵向比较研究。大多数发达国家、东亚中高收入国家和拉美中高收入国家的投资率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呈现出“低→高→低”（倒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倒U型曲线的最大值集中在人均GDP 1000美元～10000美元，其中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居多。投资率最大值在19%～45%之间变化，除日本外，其他发达国家投资率几乎都在25%以下，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投资率一般在30%以下，东亚国家的投资率在30%～45%之间变化，但超过40%的年份很少，西亚中高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非洲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一直低于20%。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投资率达到最大时产业结构转换表现在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提高，由于第三产业不需要大量投资，发达国家投资率最大均值比其他类国家低。东亚中高收入国家、拉美中高收入国家、东欧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达到最大时产业结构变换有两种情况：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提高；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三产业占比提高。西亚资源型国家的投资率没有规律可循，非洲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很低，以上两类国家的产业结构均没有出现明显转换。
多数发达国家、东亚中高收入国家、拉美中高收入国家的消费率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呈现出“高→低→高”的变化规律（U型曲线），部分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以上规律，一定程度上与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后期，消费率拐点还没有出现有关。消费率达到最小值集中出现在人均GDP 1000美元～6000美元，其中人均GDP 3000美元～6000 美元居多。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消费率最小值较高，分别在61%～84%、66%～83%之间变动，东亚国家较低，在52%～87%之间变动，东欧中低收入国家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稳定在80%以上，非洲低收入国家一直大于90%，西亚资源型国家的消费率变化没有规律可循。
发达国家、东亚中高收入国家、拉美中高收入国家的净出口率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出现两种情况：除美、英、澳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呈现出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韩国、阿根廷、巴西净出口率呈现倒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其他东亚中高收入国家和拉美国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提高而提高，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从数量上看，发达国家在-3%～4%之间波动，东亚和拉美分别在-9%～7%、-1%～12%之间波动，西亚国家受出口石油的影响，波动幅度一直很大，东欧和非洲国家净出口率近年来在-10%以上。
大多数发达国家、东亚中高收入国家、拉美中高收入国家、西亚资源型中高收入国家，政府消费率随发展阶段提升而提高。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降低。政府消费率高既可能是福利提高所致，也可能与政府滥用资源有关，还可能与一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放水养鱼、加大投入、加快发展有关。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的政府消费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降低，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高效使用公共资源有关，而马来西亚、泰国则与实施赶超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工业化有关。从数量上看，西亚资源型国家的政府消费率最高，发达国家次之，拉美国家比发达国家低，东亚国家在以上四类国家中最低。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稳定在20%以上，略高于东亚国家，低于其他国家。非洲国家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10%～15%之间变动，总体水平与东亚国家相当，但系贫穷所致。
大多数发达国家、东亚中高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率与总消费率变化趋势一致。拉美国家上世纪80年后居民消费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降低，是80年代初债务危机后经历了经济结构改革经济动荡，居民生活恶化的表现。从数量上看，拉美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在60%～73%之间变化，发达国家在50%～67%之间变化，东亚国家在42%～74%之间变化，西亚国家在25%～75%之间大幅波动。东欧中低收入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稳定在60%以上，非洲低收入国家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高于80%。
发达国家、东亚中高收入国家、拉美中高收入国家、东欧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率和进口率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提高。以上四类国家中，东亚国家进口率和出口率高达40%～50%，比较稳定；东欧下中等收入国家出口率和进口率分别在28%～60%、34%～80%之间波动，这类国家对外依存度比较高，但波动范围大；发达国家出口率、进口率分别在5%～40%、5%～33%之间波动。拉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率、进口率分别在7%～45%、6%～32%之间波动。西亚资源型国家的出口率和进口率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出口率（10%左右）和进口率（20%左右）都很低，是发展水平低的典型表现。
（二）用结构法划分发展阶段的纵向比较研究
选取能够反映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演进特征、数据齐全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用库兹涅茨标准划分发展阶段，并分析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的变化规律。
1.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本文仅仅找到了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相关数据。
2.1960 年以前的投资率、消费率、净出口率数据来自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根据插值法计算得到。1960年后的投资率、消费率、净出口率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
除美国的投资率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下降外，其他三个国家都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不断提高。日本和英国的投资率均值最高点出现在工业化后期，德国和美国出现在工业化中期。英国、德国、日本的消费率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不断降低，美国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不断提高。除美国外，其他三个国家的政府消费率都随着工业化程度提高而提高，居民消费率则随着工业化程度提高而降低。美国的净出口率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出现“高→低→高”（均为负值）的变化规律；德国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提高；英国和日本则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呈现出“低→高→低”的变化趋势（倒U型曲线）。
2.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对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中1960年以来需求结构数据齐全的117个国家进行分析，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非洲贫穷国家、西亚资源型国家、大西洋岛屿型国家的产业结构都没有发生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能够按照库兹涅茨标准划分出三个以上发展阶段的有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土耳其等7个国家。这些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相关变量的平均值。
以上7个国家，除韩国和土耳其外，其他国家的发展阶段还不齐全。发展阶段齐全的韩国和土耳其，投资率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除巴西外，其他国家的投资率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不断提高，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除巴西外，投资率最大值（韩国、土耳其）和阶段性最大值（其他国家）都出现在工业化中期。韩国、泰国工业化中期投资率均值最大值分别达到33.68%、30.12%，其他国家在20%～30%之间变动。
考察消费率。韩国、土耳其发展水平较高，已进入或接近工业化后期，消费率呈现出U型曲线的变化趋势。除哥伦比亚外，其他国家目前还处于工业化中期，没有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发达阶段，消费率处于下降状态，处于U型曲线左侧。这些国家消费率最小值（韩国、土耳其）和阶段性最小值（其他国家）都在62%以上。以上7个国家的政府消费率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呈稳定或提高趋势，居民消费率则都呈现下降趋势。
考察净出口率。哥伦比亚的净出口率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呈现出“低→高→低”（倒U型曲线）的变化趋势，其他国家都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提高，由于这些国家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发达阶段，净出口率还处于上升状态（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阶段性最大值除马来西亚达到8.16%外，其他国家在6%以下。以上7个国家的进口率和出口率都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不断提高，但出口率提高幅度大于进口率。与巴西、哥伦比亚、土耳其相比，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进口率和出口率都很高，韩国、印度尼西亚的进口率、出口率在30%～40%之间，其他国家的进口率、出口率都在50%以上，具有明显的“大进大出”外向型特征。
（三）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纵向比较研究的小结
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提升，呈现出“低→高→低”的变化趋势（倒U型曲线）。这一规律在对发达国家的结构法分析中不很明显，可能与可获取数据的发达国家数量少、数据跨时段长、数据不齐全有关。这一规律在对除西亚、东欧、非洲外的发展中国家，总量法和结构法分析中都得到了较好表现。从总体水平看，发达国家平均投资率低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国家最高，拉美、东欧国家次之，西亚、非洲最低。
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和阶段提升，表现出“高→低→高”（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这一规律在对发达国家的总量法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结构法分析中表现得不明显，原因同投资率。这一规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总量法分析中在大多数东亚、拉美国家得到了体现，结构法分析中在发展阶段齐全的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尚未达到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尚不齐全的发展中国家得到了部分体现（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从总体水平看，发达国家的平均消费率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非洲国家最高，东欧国家次之，拉美、东亚依次降低，西亚较高，但波动范围大。
发达国家的净出口率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提升，基本表现出“高→低→高”（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除西亚、非洲外的发展中国家，则表现出“低→高→低”（倒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U型曲线规律在总量法分析中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得到体现，结构法分析中在部分发达国家得到了体现。倒U型曲线规律在总量法分析中在东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充分体现或部分体现（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在结构法中得到了部分体现。从总体水平看，发达国家平均净出口率小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和拉美国家（正值）最高，东欧和非洲国家（负值）最大，西亚国家波动范围很大。
政府消费率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提高是比较普遍的规律。这一规律在对发达国家、除东欧、非洲和极少数实施赶超发展战略的东亚国家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总量法和结构法分析中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从总体水平看，发达国家的政府消费率大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西亚、东欧最高，拉美和非洲国家次之，东亚国家最低。
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高、发展阶段齐全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率都出现与总消费率一致的变化规律（“高→低→高”，U型曲线），除了西亚资源型国家、经历经济动荡后的东欧国家、非洲低收入国家外，其他发展水平较低、发展水平尚不齐全的发展中国家则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降低，尚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从总体水平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当；发展中国家中，非洲国家最高，东欧国家次之，拉美、东亚、西亚国家基本相当。
对出口率、进口率而言，发达国家和除西亚资源型国家、非洲低收入国家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总量法和结构法分析，都表现出随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提升而提高的规律。从总体水平看，发达国家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东亚最高，东欧、拉美次之，非洲最低，西亚波动范围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