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美曾经提出过一个疑问：“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坏蛋呢？从《圣经》上的浪子开始，一直到你的那条名叫金钢钻的狗，总是越不值得人爱就越是惹人爱？”（《阿尔赛内·吉约》）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也可以对小说家和读者提出来。因为我们在小说中几乎总是看到，小说家们比起“善”来，似乎总是更擅于表现“恶”；而比起那些少有的“善人”来，那些常见的“恶人”，也更让读者难忘甚至喜欢。
“善人”似乎是小说家最难置笔的人物类型，尽管在他们身上小说家也许最花力气。小说家所竭力塑造的“善人”，往往总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而那些小说家自己也反对的“恶人”，却往往总给人以栩栩如生的印象。
在西门庆的众多妻妾中，唯一一个“善人”是吴月娘，她具备种种传统道德所要求的德行，与其他耽于淫欲的妻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对于读者们来说，比起其他妻妾来，吴月娘也许更不讨人喜欢，或至少是更不能留下什么印象。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这部小说中，越是“恶”的人物，往往越是鲜明生动；越是“善”的人物，往往越是枯燥乏味。对比一下位于两极的潘金莲与吴月娘，便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不仅《金瓶梅》是如此，比如在《醒世姻缘传》中，比起那些或多或少具有变态心理的妇女来，一味遵从传统道德的唯一“善人”晁夫人的形象，也更难以激起读者的兴趣与同情。
读者的倾向性自然来源于小说家的倾向性。寺村政男指出：“假如说作者敢于写的话，那他笔下的恶人是被描写得栩栩如生，而在描写唯一的善人吴月娘时笔势看来是减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也可能是作者心目中对于恶或多或少有所肯定。” 如果小说家心目中对“恶”或多或少有所肯定的话，那么读者自然也就容易对“恶”留下更为生动的印象。
然而除了小说家对“恶”或多或少有所肯定之外，恐怕还是因为“恶”往往总是更接近人性的本来面目，而“善”则往往总是更远离人性的本来面目，因而对人性充满兴趣的小说家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恶人”写得栩栩如生，却不容易把“善人”写得同样生动。同时，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读者也更容易理解那些更接近人性本来面目的“恶人”，因为我们原本就是那样的人；而不容易接受那些更远离人性本来面目的“善人”，因为我们原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只是我们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或者装作已经是那样的人。
因此，尽管也许说得过于尖刻了一点，但狄德罗的下面这段话，我们感到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比起讨厌的德行来，恶习和他们琐屑的个人要求是更一致的，因为德行会从早到晚地向他们唠叨，给他们为难……人们歌颂德行，但人们却憎恨它，躲避它，它是冷冰冰的，而在这世界上人们必须使自己安乐舒适。并且，这样就必然会使我们脾气变坏。你晓得为什么我们看见虔诚的人这样冷酷，这样可厌和这样地难以亲近吗？因为它们勉强要实行一件违反天性的事……德行令人肃然起敬，而尊敬是不愉快的。德行令人钦佩，而钦佩是无乐趣的。”（《拉摩的侄儿》）这大概足以解释我们在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
毛姆曾谈到，小说家在创作恶棍时，也许是在满足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天性。在文明社会中，风俗礼仪迫使这种天性隐藏到潜意识的最深处。给予他虚构的人物以生命，也就是使他那一部分无法表露的自我有了生命，他得到的满足是一种自由解放的快感。（《月亮和六便士》）我们想，对读者来说情况恐怕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