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时，附近的长老们决定为我办一场“恩戈马”。
这些长老级别的“恩戈马”在过去曾有重要功能，但现在已经很少举办了，我在非洲期间一次也没见过。我应该能亲见一次，因为基库尤人自己非常尊重这个。长老舞会放在农场表演是一种荣耀，我的人在举办之日前很久就开始谈论它了。
即使是一向看不起土著“恩戈马”的法拉，这次也被老人们的决定感动。“这些人很老了，夫人，”他说，“非常非常老。”
我好奇地听到年轻的基库尤雄狮们谈论即将到来的长老舞会表演，诚惶诚恐。
关于这种“恩戈马”，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它们是被政府禁止的。禁止的原因我不清楚。
基库尤人自己一定清楚这个禁令，但他们决定忽略它。他们要么推断在这种多事之秋，和平年代不能做的事现在都能做了；要么就是舞蹈挑起了强烈情绪，让他们真的忘了这件事。他们甚至不打算保守“恩戈马”的秘密。
长老舞者亮相农场是一幕极其罕见的庄严景象。大概有一百号人，全部同时到达，他们一定是在我家不远处什么地方先集合好的。年老的土著男人很怕冷，常常把自己裹在毛皮和毯子里，但此刻他们都赤身裸体，好像在严肃地述说真实的可畏。他们的服饰和战斗彩绘都穿戴谨慎，但有几个人在沧桑的光头上戴了巨大的黑鹰羽毛头饰，你在年轻舞者的头上也见到过。他们不需要其他装饰品，本身就已让人永生难忘。他们不像欧洲大舞厅里的迟暮美人那样，拼了命地假装青春，对他们自己和所有观众来说，这场舞蹈的全部精髓和分量就在于表演者的年迈。他们在身上画了奇特的标记，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标记，条状白垩图形沿着他们走样的肢体一路画下，好像是赤裸裸的真实在强调皮肤下脆弱的硬骨头。他们以缓慢前进的队伍拉开序幕，动作是那么奇怪，让我好奇到底会看到什么样的舞蹈。
我站着看他们时，一种曾经控制过我的幻想再次出现：不是我要离开，我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让我离开非洲，而是这个国家在缓慢庄重地从我生命中抽离，就像大海潮退。正经过这里的列队—他们曾经是昨日和旧时那些强壮柔软的年轻舞者，他们在我眼前凋零，正永久地消失。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平缓地进行着舞会，大家在我身边，我也在大家身边，彼此心满意足。
老人们没有说话，即使自己人之间也没有说，他们在为接下来的功夫蓄力。
就在舞者已经排好队列准备跳舞时，一个内罗毕民兵带着一封给我的信抵达我家，说不允许举办“恩戈马”。
我没回过神来，因为在我看来完全是想不到的事，我不得不把信从头到尾读上两三遍。送信来的民兵都被他自己搅局的这场重要表演震撼到了，他没有对长老或我的仆人们开口说话，也没有民兵们以往那种趾高气昂或大摇大摆的姿态—民兵们常喜欢对其他土著炫耀自己的绝对权力。
我在非洲生活的全部岁月里，没有经受过比此时更苦涩的时刻。我从不知道在面对遭遇时，我的心可以如此狂风大作，我甚至没有想要说话的欲望：语言的虚无向我显现出来。
老基库尤人站在那里像一群老绵羊，皱巴眼皮下的眼睛全部锁定在我的脸上。他们无法转眼间就放弃自己一心所向的东西，有些人的腿开始微微抽搐。他们是来跳舞的，必须跳舞。最后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恩戈马”取消。
我知道，他们脑中对这则消息有另一种见解，但究竟是什么，我无从知晓。可能他们马上意识到，“恩戈马”被彻底取消的原因是舞蹈没有观众了，因为我已经不存在了；也可能他们想，其实“恩戈马”已经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恩戈马”，它的力量使得其他一切都变得无用，当它结束时，一切也都结束了。
草坪上一只小土狗找准了这万籁俱寂的机会，开始大声狂吠，回声响彻我的头脑：
……小狗和所有的一切，
“小崔”，“小白”和“甜心”，看啊，它们都在朝我吠。
卡芒提被指派在舞会后给长老们分发烟草，凭借他惯有的不声不响的智谋，他觉得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最合适，于是举着装满鼻烟的大葫芦走上前去。法拉挥手示意叫他回来，但卡芒提是个基库尤人，在理解老舞者这方面，他有自己的一套。鼻烟是回到现实。我们这时在老人之间分发鼻烟。过了一小会儿他们都走了。
我想，农场上因为我的离开最悲伤的人，就是老妇人了。年老的基库尤女人过着艰苦的生活，她们自身变得像打火石一样坚硬，像老骡子，一时兴起可以反咬你一口。她们比男人们更难被疾病杀死，这是我从医那段时间学到的，而且她们也比男人更狂野，甚至比他们更彻底地不善赞赏。她们生过很多孩子，也见过其中很多死去。她们什么都不怕。她们背着大堆柴火—把缰绳绕过前额加以固定—足有三百磅，她们在柴火下面颤颤巍巍，但从未被征服过。她们在自家香巴的硬地上劳作，起早贪黑地面朝黄土。“因此她寻找猎物，她的眼睛注视着遥远之处。她的心像石头一般坚定，却像一块下磨石一样无情。她嘲笑恐惧。当她跃升空中时，她蔑视马匹和马背上的骑手。她怎会为你许下祈愿？她怎会对你说出甜蜜话语？”但她们体内蓄积了巨大能量，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老妇人们对农场发生的一切都兴致勃勃，会走上十英里去看年轻人的“恩戈马”。一个笑话，或是一杯“腾布”酒就能让她们没牙的皱脸融化成欢笑。她们这种力量和对生活的热爱，在我看来不仅极度值得尊敬，还特别辉煌迷人。
农场的老妇人们和我一直是朋友。她们就是叫我“洁丽爱”的人，男人和小孩，除了非常小的那些，从来不用这个名字叫我。“洁丽爱”是个基库尤女名，但它有种特别的性质—一个出生在基库尤大家庭里，所有哥哥姐姐后面最小的妹妹就会被取名为“洁丽爱”，我猜这个名字带有一丝怜爱。
现在老妇人们很难过，我就要离开她们了。最后这段时间里，我脑中一直有个基库尤女人的画面，是个无名女人，我不太熟悉她，我猜她是卡太古他们村的，是他众多儿子中某个的妻子或遗孀。她正从平原上的一条路上朝我走来，背上背着一堆细长木棍，基库尤人用这个来建草棚搭屋顶—他们觉得这是女人的活儿。这些木棍可能有十五英尺长，女人背木棍时把它们两头都绑在一起，如果你看着她们走过土地的话，会觉得这堆高高的圆锥形重负让下面的人显出史前巨兽或是长颈鹿的轮廓。这个女人背的木棍全是烧焦的黑色，被草棚里的烟成年累月熏黑的；那意味着她刚刚拆掉了自己的房子，正在把旧建材背去新土地。我们相遇时，她完全站定不动，挡住了我的路，以鹿群里一头长颈鹿的方式看着我。想象你在空阔的平原上遇见它，而它在以你完全不可知的方式感知和思考。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开始哭泣，泪水滚过她的脸颊，像平原上一头在你面前小便的母牛。她一个字都没对我说，过了几分钟，她把路让开给我过，然后我们分开，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我想，毕竟她有一些材料可以用来建新房。我开始想象她如何开始动手，又是如何把她的木棍绑在一起给自己搭一个屋顶。
农场上的小牧童们长这么大，从没有经历过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对我要离开这一想法的悬念感到无比兴奋和紧张。可能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我的世界，这需要勇气，就像你听说上帝要退位一样。我经过长草时他们探出头来对我大喊：“你什么时候离开，穆萨布？穆萨布，你还有几天离开？”
最后，离开的日子终于到来，我学到了最奇怪的知识：就是事情可以完全不依赖我们的想象发生，不管是事前，还是在发生之际，或是事后我们回顾的时候。环境可以完全不借由人类的想象力或理解力，仅凭自身动力触发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和事态保持联结，你本人只能时刻保持专注，跟上它的进展，像被引领的盲人一样，小心翼翼却不知不觉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感觉得到它们在发生，但除了这一事实，你和它们全无联系，对它们的原因或意义都毫无头绪。我相信，那些马戏团里的野生动物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表演节目的。经历过这种事的那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己经历过死亡—一条想象界以外，体验界以内的通道。
古斯塔夫·莫尔大清早开车出门，和我一同去火车站。这是个凉爽的清晨，空气和景貌中只有丁点色彩。他自己面色苍白，眨着眼睛。我记得南非德班一艘捕鲸船的挪威老船长对我解释过，挪威人不为任何风暴灰心丧气，但他们的神经系统最受不了风平浪静。我们一起在磨石桌上喝茶，就像以前无数次一样。此时，西方山间的溪流上飘浮着一缕灰雾，山峰庄严地度过它们千秋岁月中的又一个瞬间。我很冷，就像正身在彼处。
我的仆人们还留在空屋子里，但可以说，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活搬去别处了，家人和财产都被运走了。法拉家的女人，还有萨乌非，都在前一天坐卡车去了内罗毕的索马里村。法拉会一路送我到蒙巴萨，朱玛的小儿子吞波也和我们一道，因为这是他在这世上最想做的事。作为离别礼物他有两个选择：一头牛或是一趟去蒙巴萨的旅行。他选择了旅行。
我对每个仆人说了再见。虽然教导他们要小心关好门窗，但我出门后，他们还是在我身后把房门大敞。这是典型的土著风格，好像他们的意思是我会再回来，或者这么做是为了强调家里已经空无一物，不需要再关门了，他们愿意接受八面来风。法拉开车载着我，开得非常缓慢，骑骆驼的速度也不过如此，他绕过车道，我家从视野中消失。
我们路过池塘边，我问莫尔够不够时间下去待一会儿，我们下了车，在岸边抽了一支烟。我们看见水里有几尾鱼，它们以后会被不认识老克努森、也不了解这些鱼的重要意义的人抓去吃掉。西伦佳在这里突然出现，他是我的佃农卡尼奴的小孙子，是个癫痫患者，他冒出头来对我说最后一声再见，因为最后这几天里，他一直在我家附近绕来绕去不停地说再见。我们再次坐进车里开走时，他开始使尽全力追着车跑，好像被风扬起的尘土卷起来了一样，他个头那么小，就像我壁炉里的最后一点火星。他一直跑到农场小路和大公路交界的地方，我都担心他会继续跟着我们跑上公路，就在那时，好像整个农场都散落成片，被吹得乱飞。但他停在了转角，毕竟他还是属于农场。他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追随我们，一直到我再也看不见农场小路的转弯。
在往内罗毕的去程中，我们在草里和公路上看到一些蝗虫，有几只呼呼地飞进车里，看来它们再次回到这个国家了。
我的很多朋友都来到火车站送我。休·马丁在那里，笨重而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走来对我说再见时，我看到了我的农场“庞格罗斯博士”的孤单身影，一个英雄形象，一个随身携带孤独的人，非洲的一枚象征符号。我们友好地道别：我们曾有过那么多乐子和许多智慧之谈。德拉米尔爵士老了一些，也更白了一点，他的头发剪了，比我在战争伊始赶着牛车运输队南下马赛保留地与他喝茶时要短，但他还是一如既往极尽关切地礼貌优雅。内罗毕的大部分索马里人都在站台上。老牛贩子阿卜杜拉上前来，送给我一只镶了绿松石的银戒指，祝我好运。丹尼斯的仆人毕莱阿严肃地让我替他向主人在英格兰的兄弟致上敬意，他以前在他们家住过。法拉在上火车前告诉我，索马里女人已经坐着人力车到了车站，但看到这么多索马里男人聚集在那里，她们丧失勇气掉头回去了。
我已经在火车上了，古斯塔夫·莫尔和我握手。现在火车就要开动了，已经开动了，他的神志才恢复正常。他那么强烈地渴望分一些勇气给我，结果自己的脸都红透了，他的脸在灼烧，明亮的眼睛对我放光。
在铁路沿线的桑布鲁站，我趁引擎加水时走下火车，和法拉一起走到站台上。
站在那里面朝西南，我看到了恩贡山。高贵的峰峦耸立在周遭平坦的土地上，一片天蓝。但离得太远了，四座山峰看起来轻描淡写，很难区分，而且与它们在农场上看到的样子不同。山峦的轮廓被距离之手缓缓地抚平，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