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的下午对农场来说是幸福时光。首先，直到星期一的下午我都不会收到邮件，所以也就不会有烦人的商务信函，这一事实似乎把整个农场封闭保护起来了，好像躲在了城郭里。其次，每个人都在向往星期天的白天，那时他们可以休息或玩耍一整天，佃农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想起星期六的公牛比想起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让我开心。我过去常在傍晚六点钟走去它们的围场，它们劳作了一整天，吃几个小时的草后会回家来。我想，第二天它们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可以吃一整天的草。
我们的农场有一百三十二头公牛，分成八个工作组，还剩几头备用公牛。在落日的金色尘埃中，它们排成长队穿过平原踱步回家，安详地行走，它们做任何事都是这般安详。我也安详地坐在围场的栅栏上，抽着一支宁神的香烟，看着它们。走来的是“恩悠赛”、“恩古福”和“法鲁”，还有“穆宗古”—意思是“白人”。牛夫也给他们的工作组取白人的名字，比如“德拉米尔”就是公牛常有的名字。走来的是老“马林达”—整群牛中我最喜欢的一头黄色大公牛。他的毛皮上长有奇怪的模糊图案，像海星，可能他就是从这图案得名的，因为“马林达”的意思是裙子。
在文明国家，所有人一提到贫民窟都问心有愧，想起那里的人就觉得不适；在非洲，当你想起公牛时也会问心有愧，心口一阵刺痛。但我猜，我对农场公牛的情感正如一个国王对他国土上的贫民窟人民的情感：“你们就是我，我就是你们。”
非洲的公牛承载了欧洲文明进程的重担。无论哪里有新土地，都由它们来开垦，在深及膝盖的泥土里气喘吁吁地拉犁，长鞭在空中挥舞。路也由它们来修。还没有路之前，它们听着牛夫大吼大叫，步履艰难地跋涉过土地上的铁器和工具，踩过尘土里的小道和平原上的长草。黎明之前它们就被套上车轭，汗流浃背地翻山越岭，穿过谷地和河床，熬过白天的酷热时刻。长鞭在它们的腰身上留下印记，你常会看到独眼的公牛，或是两眼全盲，都是被锋利的长鞭抽的。很多印度人和白人承包商的拉车公牛每天都要干活，干了一整辈子，从不知道有休息日这件事。
我们对去势公牛的态度真是奇怪。种牛可以永远都处在愤怒期，翻着白眼，飞沙走石，任何进入他视野的东西都让他烦躁，但他仍有自己的生活，两鼻喷火，胯下诞生出新生命，他的日子充满活力四射的欲求和满足。所有的这些，我们都从去势的公牛身上剥夺了，作为回报，我们把它们的存在占为己有。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来来往往，一直在卖力拉车，没有自主生命的生灵，为我们所用的工具。它们有水汪汪、紫罗兰色的清澈眼眸，柔软的口鼻，顺滑的耳朵，它们在各个方面都耐心而愚钝，有时看起来若有所思。
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条法律禁止没装刹车的四轮或两轮牛车上路，牛车司机应该在郊野所有长丘下坡时拉刹车。但没人遵守这条法律，路上一半的四轮车和两轮车都没装刹车，其他的即使装了也很少用。这让公牛下坡的任务异常艰难。它们必须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载货的牛车，奋力把头向后仰，直到牛角碰到它们的背瘤，它们的腰部鼓得就像一对风箱。我好几次看见柴火商的牛车经过恩贡路，一辆接一辆地往内罗毕去，像一条长毛虫，车子在森林保护区的山丘下坡时猛然加速，车前的公牛以“之”字形路线猛冲下山。我还见过公牛绊倒，被压在牛车的重量下，躺在山脚。
公牛想：“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世间的境况。太难了，非常难。这一切都只能忍受—别无他法。拉车下山是难得要命的事，是生死攸关的事。没人帮得上忙。”
如果内罗毕那些拥有牛车的印度胖子可以拨冗花上两卢比，把刹车装好，或者载重牛车车顶上那些迟钝的年轻本地司机能够想到跳下车，以及拉刹车—如果有刹车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帮得上忙，那么公牛就可以安稳地走下坡。但公牛们不知道，它们只能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和生活环境作英勇而无望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