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家乡的朋友写信给我，描述了新排的一出《威尼斯商人》。晚上我再次读信的时候，戏剧变得栩栩如生，似乎充溢了整个房间，我不得不把法拉叫来和他聊聊，向他解释这出喜剧的情节。
法拉和所有流着非洲血液的人一样，喜欢听故事，但他必须确定只有他和我单独在家的时候，才会同意倾听。因此当仆人们都回到他们自己的草棚后，农场的过路人看进窗户，会相信他和我在讨论家务事。我讲故事，他站在桌子另一端一动不动地聆听，严肃的眼睛紧盯着我的脸。
法拉对安东尼奥、巴萨尼奥和夏洛克之间的纠纷全神贯注。这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交易，多少有几分踩在法律的边缘，是真正符合索马里人口味的东西。他问了我一两个关于那一磅肉的条款：这条协议明显对他来说有点古怪，但还不算难以忍受，男人可以承受这种事。从这里开始，故事有了血腥味，他的兴致也高涨起来。当波西亚登上舞台时，他竖起了耳朵，我想象他把她看作自己部落的女人—扬帆起航的法提玛，狡猾而谄媚，随时准备超越男人。有色人种对传说故事不持立场，他们的兴趣在于情节本身的精巧。索马里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强烈的价值观和道德批判的天赋，但他们对小说并不较真。法拉此时对接受了现金的夏洛克感同身受，他抗议夏洛克的挫败。
“什么？”他说。“犹太人放弃了他的索赔吗？他真不应该那么做。肉就应该归他，他要那笔钱也太小家子气了。”
“但他又能怎么样呢？”我问，“他不能取走一滴血哦。”
“夫人，”法拉说，“他可以用烧红的刀子。那样就不会见血了。”
“但是，”我说，“他也不允许拿走哪怕多一点或少一点的一磅肉。”
“谁会担心那个？”法拉说，“更别提是犹太人。他可以一次只取一丁点，手边拿杆小秤来称重，直到他刚好取到一磅为止。难道这个犹太人没有朋友给他提建议吗？”
所有的索马里人面庞上都有种非常戏剧性的东西。法拉在仪态和举止都纹丝不动的状态下，换上了危险的表情，好像他真的站在威尼斯法庭上，在给他的朋友或伙伴夏洛克打气一样。他对峙着安东尼奥的老友们，还有威尼斯总督本人。他眯缝着眼睛上下打量眼前商人的形体，把尖刀顶向赤裸的胸膛。
“夫人，你看，”他说，“他本可以一点点取肉的，少量地取，甚至在取足一磅肉之前，他已经可以对那个人做出最大的伤害。”
我说：“但是故事里的犹太人放弃了。”
“是啊，太遗憾了，夫人。”法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