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5日，以天安门广场事件为标志，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伟大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但由于毛泽东在晚年仍信任江青一伙，当时党内还不具有彻底摧毁他们的力量，也不具备动手的时机，这就使“四人帮”得以存在下去。
“四人帮”也清楚毛泽东离世后，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他们希望在毛泽东离世前，进一步打击与之较量的势力，争取索取更大的权力，以便应付毛泽东离世后意想不到的一切。因此，他们借天安门广场事件大做文章，在打击邓小平的同时，还将斗争矛头指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其他领导人。
197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个一号文件同时宣布：“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毛泽东的决策、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首先是对着邓小平、叶剑英的。这一文件等于宣布了邓小平、叶剑英靠边站。
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急于接班的“四人帮”也是当头一棒。“四人帮”以为周恩来逝世后党政大权非他们莫属了。王洪文背着毛泽东、党中央私自准备在批邓打招呼会议上的长篇报告(搞了三稿)，俨然以中央工作主持者自居。张春桥在做总理的美梦。一号文件下来后，美梦破灭，写了一个《1976年2月3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
张春桥的有感，既反邓小平，又反华国锋，同时也怨恨毛泽东未把权交给他。
江青的目标，不是总理，而是党的主席。虽然经毛泽东的多次揭露、批评，但野心依然不死。江青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1976年3月2日，江青在一次全国大会上大骂邓小平，另一方面无耻地夸耀自己，自比吕后、武则天，要临朝执政。她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她的这些话又一次把想当女皇的野心暴露无遗。
毛泽东刚刚逝世不久，“四人帮”就在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都不是常委)必须列席会议。华国锋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说有紧急事情，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并要立即答复！江青一伙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华国锋纠缠不休，要求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书籍交给毛远新清理。经过一番争论，华国锋否定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决定毛泽东的文件档案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负责封存。江青为什么对毛泽东留下的文件这么感兴趣呢？显然，是想争夺继承人的“合法性”。想从这些文件中得到对自己有利的来自于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毛泽东留下的文件中到底有些什么与此有关的内容，恐怕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揭开的秘密。
“四人帮”以为上海武装力量准备就绪，于是频频向中央政治局发难。他们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拙劣的表演。在这次会议中间，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党中央主席。会议开不下去了。华国锋当场念了毛远新给党中央写的信，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说要毛远新留下处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实际上，他们是要通过召开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多数政治局委员拒绝。
华国锋面对与“四人帮”的斗争逐步升级，除了能有限度的阻止以外，他的处境变得越发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夺取最高权力的行动已是箭在弦上，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1999年华国锋对老友张根生详细介绍了1976年决定抓捕“四人帮”的一些情况。
华国锋说：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１９７６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１月８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７月７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７６年２月７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９月９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９月１０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１９７５年８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１３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１０月６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周惠与庐山会议》书中有一段华国锋与周惠的谈话，其中华国锋谈到了面对“四人帮”问题当时的心情和考虑：权延赤：《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当时可真紧张啊，是你死我活。这些人确实野心大得很。上海把大标语都贴到街上去了，要王洪文当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江青当军委主席。我和东兴同志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不解决他们不行。叶帅那边也有想法，但谁也不好明说，掉脑袋的事情啊。开完主席追悼会，我和东兴两次邀他谈谈，他呆在西山不肯下来。我不理解他躲躲闪闪要做甚？东兴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还是东兴提议请陈云去探探风，结果叶帅给东兴送来一箱猎枪子弹，其中四颗用墨汁涂黑了。我心里有了底，又找李先念，请他去见叶帅，说我下决心了，请叶帅下山面议。9月24日晚，江青请政治局委员们到怀仁堂看《芒果之歌》，我被江青拉到她身边坐。我早看见李先念，没法说话，就藉(借)口上厕所。我前脚进，他后脚跟来，把水箱一拉，藉(借)流水声掩护，悄悄告诉我说：“见叶帅了，明天上午他去你住处面谈。”我们就是在怀仁堂的厕所里完成了传递情报。
我原来想法是开中央全会，公布毛主席警告“四人帮”的话，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罪行，把他们开除出去。叶帅说不行，没几个中央委员敢响应。我又说第二套方案，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帅也说不行，一个江青就能把政治局搅了。这是实话，不采取特殊手段解决不了。叶帅举了“九·一三”例子，说总理把黄吴李邱四大金刚调到人大会堂加以逮捕，叫作“先动手，后开口”。我说好，他说要冒风险的，我说怕球甚，打不赢无非砍脑壳！决心就这么下定了……
华国锋是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在当时情况下他也有被“四人帮”挟持的危险，关键时刻对他也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参与者吴德在晚年讲述了解决“四人帮”方式选择的经过。朱元石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238页。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决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这一段时间，王震受叶剑英委托，多次找陈云商量。陈云起初也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但经过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10月初，叶剑英派人请陈云前往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叶剑英将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讲话拿给陈云看，问怎么办？陈云回答：“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康克清也特意从城里来看望叶剑英，向他转达了朱老总临终之时的愿望。老同志来访给予支持，坚定了叶剑英作出决策，起到重要作用。《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页。
这样，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党内老同志的鼎力支持下，下定决心，在1976年10月6日解决了“四人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