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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胡耀邦对华国锋的评价

关于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过程。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既是形势工作发展之需,实际上也是对华国锋分权的一个步骤。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之间,曾多次酝酿、交换意见,提出要把年富力强、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同志选拔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三中全会后,改变我们党领导体制中党政不分的状况,以便克服党不管党的现象,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开,首先从中央做起。这样,就议论到华国锋身兼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过分集中不合适。

中央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改由赵紫阳接替。从权力配置上看,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重要的职位由一个人兼任并不合适,这一变动,即使是在华国锋没有错误的情况下也应属正常调整。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与会同志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认为,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应当说,有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个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经过讨论,与会同志进一步提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贡献的,但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和军队最高领导职务也不适宜。

在同年10月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初稿时,中央机关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都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历史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讨论中,很自然地对华国锋在四年中的功过是非进行心平气和的、严肃认真的批评。

在两次讨论的基础上,11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九次会,这些会议集中讨论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和华国锋的功过。魏新生:《中国:走向成功之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117页。发言的同志摆事实、讲道理,对华国锋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和帮助,从党的原则出发,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探讨怎样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表示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华国锋也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并举手表示赞成中央的决定。

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中,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坚定的,也是有大贡献的。他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使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也得到了许多老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1980年11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谈了对华国锋所犯错误的基本看法: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51—559页。

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四十多年来,国锋同志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这个话是真诚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国锋同志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主要有五条:

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只可能有两种,一种叫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一种叫延缓或者阻挡历史前进的作用。当一个人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的时候,他就可以多多少少地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如果不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不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他就一定要多多少少地起阻止或推迟历史前进的作用。我们反复说,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起了一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减少了我们党和人民的损失,而且处理得很果断,从这一点上讲,是有功绩的。但是,为什么能够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四人帮”呢?这就是当时国锋等同志顺应了党心、民心,再加上粉碎“四人帮”以前,人民群众起来了,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四人帮”当时已经是孤家寡人了,粉碎他们如同摧枯拉朽。说天安门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这是唯物主义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当时党和人民所想的有两条:第一,是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第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条是关键问题,也是大是大非问题。小平同志是老干部的代表,意思就是请被打倒的、靠边站的老干部出来。天安门事件是冤案的代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意思就是一切被颠倒了的是非都要迅速地纠正过来。国锋同志却同人民、同党想不到一块去了。国锋同志确实另搞了一套,叫做继续批邓,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我讲两个带原则性的问题。一个是国锋同志长期依靠一小班底发号施令。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也不知道。还有一个,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1978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一直到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国锋同志的报告,没有提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国锋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劳、缺点、错误不是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个时候不能讲,甚至于还要讲一点违心的话,我们都有过。更不是重申继承、捍卫毛泽东同志旗帜、毛泽东思想有问题。问题是如何继承,如何捍卫。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继承、捍卫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的东西,而且做得过火。主要是继承、捍卫毛泽东同志晚年全套错误的东西,是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思想、路线、政策、作风。这集中在国锋同志提出“两个凡是”,坚持“两个凡是”上。不赞成真理标准的讨论,只是他坚持“两个凡是”的继续。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粉碎“四人帮”以后,国锋同志搞了个双重崇拜,一个是维护旧的个人崇拜,一个是树立新的个人崇拜。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温,第三是还有迷恋。国锋同志要我们几个人为他准备一篇三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稿,我向国锋同志提出,少宣传个人应多说几句好话,他采纳了这个意见。开了会以后,我向国锋同志提出,是否把你们五位常委的八次讲话印发到全党去?我两次同国锋同志讲过。国锋同志说,我说过,检讨了,就算了吧。我建议,党的六中全会要正式做出决定,要永远严禁搞个人崇拜。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个人崇拜永远不能搞了。

应当如何估计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呢?我的意见是我们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大事,我们是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前进的,我们是在徘徊中前进的。我们的许多老同志,许多地方党委,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也还是遇到不少的阻力、干扰。我觉得,把这两年估计得不恰当,可能全党不赞成。

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1978年。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不要把主要的帐算在国锋同志身上,当然,国锋同志自己要负重大的责任。如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要写,在那个高指标的问题上,当时中央的同志是有责任的。我的意思很明白,最好不要把国锋同志在对党、对人民的关系这个根本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同经济上的错误混在一块。我不主张这两年用错误路线谁是代表,正确路线谁是代表这种说法。如果要写,要写许多老同志、老前辈,提出了什么主张,简单地安上正确路线的代表反而不好。某些简报上还提到我也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我现在声明,我不够格,我不要这个代表。

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我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对党、对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胡耀邦的发言肯定了华国锋的贡献,但同时也对华国锋的失误提出了批评。胡耀邦对华国锋贡献的肯定和错误过失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没有掺杂个人感情。1981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简明扼要地罗列了华国锋的失误,与以上所述大致相同。

1980年12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中肯定了胡耀邦的意见,通报说:

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中央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也回顾了胡耀邦与华国锋的一些工作往来: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298页。

根据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当时没有对外公布人事安排问题。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之前,华国锋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仍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出席一些重要活动。

父亲一向尊重华国锋,并希望能继续合作。在中央党校时,他曾与几个同志谈论过,说:华主席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考虑问题也很实际,在湘潭地委共事那段时间,合作得很好。

熟悉历史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父亲,形成了在处理人事问题上慎之又慎的思想和作风。在1985年10月一次政法工作座谈会上,父亲坦率地说:“我这个人,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虽然也犯过错误,但一般说来,凡是随便整人的时候,我都不积极。你说我当时就有很明确的思想,倒也谈不上,但我认为在人的问题上赶浪头是很危险的。我在1933年,17岁的时候,有人怀疑我是‘AB团’,搞了我半年。那时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从小就有了这么一种实践,这么一种亲身感受,以后就晓得在人的处理问题上,应当谨慎一些了。”

因此,即使是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时候,父亲也仍然认为:华国锋同志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他搞“两个凡是”,主要是受了个别人和身边那几个秀才的影响。

父亲曾真诚地希望能通过《理论动态》上的文章转变华国锋的思想观点,所以每期都送给他看,并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说:“我们把《理论动态》办得好一点,争取华主席在上面作点批示。”

每次华国锋来电话,父亲总是认真、谦逊地与他交谈。

那年年底,中央决定1981年元旦这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100多人参加的新年茶话会。届时在京的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同庆共贺,以示团结。

会前一星期,父亲与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商量,请华国锋出席茶话会并在会上讲话。华国锋也答应到时候一定去,可在开会前华办突然打来电话,说:华主席身体不舒服,不能参加了。

这时,大厅里座无虚席,人声鼎沸,已是上午9点10分了,邓小平以他素有的干练果断地说:“不来就算了!你是总书记嘛,你主持吧。”

父亲就这样被推到了前台,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主持茶话会,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致以热烈的新年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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