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978年，中国社会最先解冻的是教育和科技。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担任“后勤部长”抓这两个部门的工作，迅速召开了科教座谈会，推翻了“两个估计”，拍板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和选派留学生制度，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曾倍受摧残的教育和科技，最早迎来了寒冬后的春天。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招生实行统一考试制度被确定下来，并逐年完善。但毛泽东从“防修”的政治角度出发，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课程多，压得太重，是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泽东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滕纯主编：《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第326—327页。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滕纯主编：《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第326—327页。显然，毛泽东在学校教育中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要废除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但因停课闹革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从1966年到1969年，全国高等学校停止了招生。
1970年，毛泽东终于发话了，在著名的“七·二一”指示中提到：“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北大、清华开始恢复试行招生，招生对象是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招生办法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松动了一个小口，总比不招生要好。但由此也产生了招生舞弊的“走后门”和入学者文化程度太低，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学习这样的问题。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大学生，混乱中他的意见在当时却得不到落实，但毕竟在招生中开始有了文化考试。尽管如此，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山下乡”和所谓的“出身问题”，大批渴望继续深造的青年人被关在校门之外。
1977年5月24日，还没有正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1977年，在正式决策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其中重要的有：5月12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的谈话；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7月23日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的谈话；7月29日和8月1日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等。在上述谈话中，邓小平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0页。
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
高等学校招生要不要恢复文化考试，并以此作为录取新生的主要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态度十分鲜明。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明确指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7月29日，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他再次强调：“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8月1日，当得知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蒋南翔向教育部提出，希望能够允许天津市在1977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
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
高等学校只招收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邓小平持否定态度。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7月29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8月1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教育制度，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规。然而，形势发展很快，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恢复高考的决策提前确定和实施了。
8月3日—8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奇迹般的重大转折。在座谈会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认真倾听了科学家们谈论高等教育令人不满和焦虑的现状。现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当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在8月6日下午的发言中尖锐地指出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并强烈呼吁从今年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他说：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第二，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所以有了第三，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数学家吴文骏、长春光机所王大珩、上海有机所汪犭酋、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等科学家都发了言。发言过程中，在座的科学家插话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在代表发言时，邓小平插话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他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指示说：“再开一个会，今年就恢复高考。”
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坚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开两次招生工作会，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它还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44天。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
(一)招生对象、条件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符合下列条件者，均可申请报名：
(1)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2)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
(3)身体健康。
(二)招生办法
为了保证招收新生的质量，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1)自愿报名。各级领导要积极支持和鼓励优秀青年报名。符合招生条件者，均可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报名，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二至三个报考志愿。由公社、厂矿、机关、学校等单位按招生条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者，报县(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后，参加统一考试。
(2)统一考试。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的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
(3)地市初选。地(市)招生委员会组织评卷，根据考试成绩提出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并征求所在单位群众的意见。
由公社或厂矿、机关、学校的党组织负责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按照现行体检标准，由县(市)统一组织，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
地(市)招生委员会根据政审、考试和体检的情况提出初选(全省的初选总数应为录取总数的二倍或稍多于二倍)，并汇总全部材料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
(4)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在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领导下，组织招生院校对地(市)上报的初选名单及全部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参考本人志愿，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确定录取名单，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后，由学校签发入学通知书。
根据专业的不同情况，对考试成绩的要求，可以有所侧重。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精神，明确指出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将有重大改革。《人民日报》的报道中特意提到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考试招生的消息，真正给在逆境中跌跌撞撞的知识青年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对他们来说，这是十年来第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机会。这就意味着，被“积压”了十几年(1966—1977)的3000万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和梦想进入大学的人们，终于得到了一个能使人激动、幸福，而又焦急得落泪的机遇。郝瑞庭：《教科文的春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1977年、1978年连同1979年这三年的实际报考人数约为1800万，实际总招生人数为88万，入学率仅为5%，即每百人当中，有5位幸运儿；在北京以外的一些省份，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云集的黑龙江省，在1978年不得不实行了两次筛选。考生首先参加省内的命题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参加全国统考，录取率还不到1%。1977年、1978年、1979年，全国高校共招收88万人。这绝处逢生的88万，便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所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有人称之为“新三级”。从1980年开始，全国高校终于全面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
积攒了十年的人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硬是在三年之内完成了淘汰，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这种淘汰悲喜交加，悲的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这么多年积压的“罪过”和人才的野蛮浪费。喜的是无论如何毕竟从此开始了改善和调整，毕竟给人们带来了清新的希望。神圣的分数线后面，站起了一个饱经沧桑渴求新时代的知识群体——“新三级”。
有人说，“新三级”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批幸运的“黄埔军校生”和“筑路先锋”，他们有幸最先站在中华民族奋起腾飞的起跳点上；他们不仅经受了空前激烈残酷的竞争，他们也最早嗅到了空前公正、空前透明的新鲜空气。考入清华大学的林炎志后来说：“选拔了几十万，却调动了几千万，调整了国家的一个方向，实现了一种客观规律的意志。”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序1页。
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经历了那场伟大转折的每一个人来说，已成为浓缩了的历史线段。从那时起，一届又一届的青年，匆匆走在那个金色历史线段的延长线上，来不及回头，更来不及停下来思考。而对于今天的青年们来说，那段金色的轨迹离他们已经相当遥远了，甚至已经有些陌生了。
当1997年《人民日报》推出“恢复高考20年回顾”征文这一栏目时，仿佛将千百万人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来稿像潮水一般涌进编辑部，那流溢在字里行间的真情让编辑不忍释手，那撼人心魄的一幕幕历史场景，仿佛又来到了眼前。“做梦也没想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绝处逢生”，“整整一代人得救了”，“感谢邓小平”，许多来稿的作者在叙述当时听到“恢复高考”的激动心情时，都不约而同地用了这些语句。
3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导致的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变化大大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更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说：“任何有希望的民族都高度重视教育，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陶钧：《伟大的转折》，载《人民日报》，1997年11月21日。
1977年5月，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决定，并于同年9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1978年3月18日，来自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以及解放军和国防工业部门的5586名代表，汇集在北京，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经过十年浩劫，许多院士(学部委员)已去世，活着的中国科学院117名院士(学部委员)全部参加了大会。
科学大会的消息传到郭沫若那里，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很久的老院长竟然奇迹般重新站立起来。他说：“我要去参加科学大会。”医生不准。他说：“我是科学院的院长，科学大会一定要去。”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央负责同志和医生特准他出席半个小时的开幕式。18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群英荟萃，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们注视着主席台上高悬的会议横幅，知道这是出自他们老院长郭沫若的手笔，感到特别亲切。在大会宣布开幕的时候，他们发现老院长坐着轮椅被推上了主席台，群情振奋。张建伟、邓琮琮：《中国院士》，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300页。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是根据邓小平的思路由方毅主政的中科院政策局局长吴明瑜等人起草的。30年后吴明瑜回忆道：吴明瑜口述，孙伟林、孟玮采访整理：《为邓小平起草全国科学大学讲话稿始末》，载《新华文摘》2008年第10期。
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文件小组，由童大林负责，负责四个大会文件，第一个文件是邓小平的讲话，第二个文件是华国锋的讲话，第三个文件是方毅的报告，第四个文件是郭沫若的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科学的春天》，收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四个讲话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因为政策声明都在这两个稿子里，由我和林自新负责起草。我们是这样想的，邓小平的讲话是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的科学工作的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讲话稿中的很多重要观点，都来源于小平同志当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邓小平在1977年作过很有名的“8月8日讲话”，对科学、教育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并鲜明地提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特别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我们在起草讲话稿时还查阅了“马恩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有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生动的分析，他认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学校中的教师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这也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论点的理论依据。
华国锋的稿子，因为他当时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我和林自新商量之后，决定去征求一下胡耀邦的意见，当时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但非常关心科学工作。胡耀邦建议华国锋的讲话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他说，旧社会有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了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为什么？因为政治没有改变，政权还在反动分子手上，它根本不会去推动科学工作的发展，更不可能来搞教育兴国。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科教兴国或者科教建国。我们一听，觉得这个设想非常好，和邓小平当时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就是说要科教兴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于教育，要培养人才。所以，我们接受耀邦同志的建议，回来后就把两个稿子这么起草了。
这两个稿子写完以后，同时送上去。小平同志很快有了回音。因为讲话稿体现了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和多次讲话精神，他只调整了个别段落和字句。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看后说：科委给我起草的讲话稿，我看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多半都是我讲过的话。
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是科技工作的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科学工作中如何配备干部，怎么选拔人才，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方针等具体内容。
小平同志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他有一次跟外国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非常喜爱。1989年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了一段话，他说：“过去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认为，邓小平讲“第一”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个序列问题，他讲的是“第一重要”，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因为科技推动了其他的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又说，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他在生命中最后的十几年，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越来越感觉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稿子当时在科学院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阻力来自上层。当时，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位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讨论稿子时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条，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写。会后方毅同志和我们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句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过去毛主席讲过的“团结、教育、 改造”，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划定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邓小平的论断明确了知识分子是自己人。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来，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个意见与邓小平同志讲稿里的意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是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说“有了一支”，是多大的比例呢？我们与方毅同志讨论时明确提出了这个看法，方毅同志立即向小平汇报。小平同志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
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却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然没有。我们很着急，方毅更着急。突然之间华国锋讲话稿送下来了，是另外找人写的，我们起草的稿子废弃不用了。科教兴国的思想在新的讲话稿里没有反映出来。华国锋在讲话中还是强调，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要帮助和教育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说“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就是不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这反映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以来在我们党内高层领导上两种思想的斗争。经邓小平讲话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逐步成为共识。
邓小平讲话后，反应非常热烈。南京天文台的台长张钰哲，那时候七十多岁了，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老泪纵横。确实，过去都把知识分子当作异端，现在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成为自己人了。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激动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上海生理所所长冯德培就讲，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以后，过去很多争论都解决了，这样大家都可以放手放心干事情了。聂荣臻和邓小平都接见了陈景润，当时还照了一张很有名的合影，影响很大。会议还表彰了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参加科学大会的有五千多名正式代表，加上有关单位列席的，共有七千多人，这个会议影响很大很深。当时的会议简报，反映了会场上很多动人的场景和气氛。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道出了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声，反映了党的高级领导人对科技事业和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这样的话，盼了又盼，终于听到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响彻在会场。
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肯定到后来发展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邓小平把科技视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并相信这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往，我们对科技的注意力，大都作为一种保卫国家安全的“国防动力”。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可以争取有利的和平建设空间，科技必须紧跟社会经济发展，必须由“国防动力”向“经济动力”转变。现在，人们越来越看重知识经济的重要性，也终于清楚了科技至关重要的地位。
重病在身的郭沫若也处在激动的会议气氛中，但病情的发展不允许郭沫若参加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了，他作了长篇书面发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建设中国。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他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的来临而热烈欢呼，他殷切期待获得第二次解放的广大科学工作者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多少个科学家在身受重重迫害遭受“牛棚”炼狱之苦的时候，坚强不屈的品格使他们没有流下过一滴泪，然而，在这位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老科学家热情澎湃的感召下，他们热泪盈眶，春雷般的掌声久久地回旋在大会堂的上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