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央领导班子也作了一些调整，大会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依次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华国锋在报告中也不再提“两个凡是”了，采用了邓小平的“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这表现了华国锋政治立场的某种松动。但是，“文化大革命”所执行的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体系仍然继承不变。
吴江认为，问题首先在于：这场最深刻的斗争不是单纯依靠少数几个领导人所能够解决的，双方都需要依靠一定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但其社会力量仍严重存在着，而且集中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周围。历史悠久的极左思潮依然占上风。因此“十一大”后虽然有些老同志已经出来工作，特别由于叶剑英的全力支持，恢复了邓小平原来的全部职务，尽管如此，“十一大”仍继续提“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因为它依靠了当时依然存在着的“文化大革命”所赖以进行的社会力量和党内力量。要根本扭转局势，只有依靠与之相抗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和党内力量，有效地抑制那股以“左”倾教条主义、“左”倾空想共产主义和“两个凡是”为其特征的极左思潮。而为了发动和组织这种力量，第一步只有勇敢地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吴江著：《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58页。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准确完整”的提法，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个新提法。但是，“准确完整”强调的是，不能搞片言只语，还不是分清是非的标准，而拨乱反正的形势发展要求分清是非，辨别真理与谬误，这只能求助于实践标准。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沈宝祥：《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载《百年潮》，2005年第4期。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
“两个凡是”的根据是“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如果这个大前提推不倒，那么“两个凡是”也就扳不倒。只有实践才是检验一切思想理论的真理性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才能打掉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枷锁。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张德成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文章(署名张成)。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思想理论界的一颗问路石子。文章不长，只有千余字，短小精悍，但却鲜明地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样重大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央党校复校后的情况。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隆重的复校开学典礼，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除华国锋外，叶剑英也讲了话。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个问题原是党的十一大提出的。现在叶剑英在开学典礼上提出，是对中央党校的一项要求，也是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任务。三次路线斗争是当时的提法，实际是要研究总结“文化大革命”。开学典礼后，胡耀邦布置党史教研室负责人考虑落实的具体意见。1977年12月2日，由冯文彬主持召开党委会，讨论党史教研室提出的党史教学计划，胡耀邦参加了会议。
党史教研室提出的方案中主张，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基本上采取延安整风的方法，编文件交给学员学习研究。许多人不同意这种办法。讨论中，胡耀邦针对一些人的讨论，多次插话和讲话。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胡耀邦的这些话，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标准的问题。
主持会议的冯文彬完全同意胡耀邦的意见。他说：“要研究党史就应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最后胡耀邦布置，成立一个组，由吴江任组长(中央党校临时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缪楚璜(党史教研室副主任)、周逸(党建教研室副主任)任副组长，搞一个新的方案，起草一个文件。
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文件起草小组的汇报。他在听取汇报以后，具体提出文件分5个部分的框架。他强调，研究这段历史，要以完整的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采取严肃的严密的科学的态度。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他还指出，这是一个大事，搞得大体差不多了，就要报中央。文件搞出来后，要让大家讨论，让大家议论纷纷。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他们起草的文件初稿报胡耀邦审阅。这个文件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怎样进行研究？”提出了以下两条指导原则：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为指导。
(2)“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这个稿子中还说，现在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被歪曲了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这个稿子强调了实践标准，较好地体现了胡耀邦在前述两个会上讲的意思。1月20日胡耀邦对这个稿子作了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沈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根据胡耀邦的批示，起草小组对文件又进行加工。3月6日，吴江召集一部的6名学员(都是高级干部)进行座谈，听取对这个文件的意见。这6名学员中，就有以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杨西光对实践标准很赞赏，讲了一些看法。从4月上旬起，在党的学说课程中，用几天时间，让所有学员(第一期学员共807人)讨论了这个稿子。大家对于实践标准这条原则没有提出异议，中央党校这一研究原则在几百名学员中逐渐向他们所在单位扩散出去。
吴江在一本书中回忆当年中央党校与《光明日报》合作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的写作情况：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187页。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个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我跟当时理论研究室担任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谈起这个问题，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我同意了，题目就由我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一词是列宁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讲的，指实践是判定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裁决者。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文章起草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并亲自参加过实践标准讨论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文化大革命”前为上海市委副书记)，亲自送来一篇他们组织来的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了多次。杨送来这篇稿件时对我说，报社内部个别人对这篇文章尚有保留意见，是否由《理论动态》看一看，作些修改，先在《动态》上刊载，然后再以“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糅合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草成，原文章的内容大约只剩下三分之一，所以文章应属胡福明、孙长江两人合写。(按：《光明日报》社1985年1月20日整理的关于此文写作和发表经过的说明，也清楚地写道：“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文章最后由我修改定稿，于4月27日送胡耀邦及其他有关人(包括杨西光)审阅。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说的是实践标准的普遍性，即一切真理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的是实践标准的唯一性、排他性，即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除此而外，再无别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在理论上不能排除别的所谓“标准”，例如不能排除当年还在相当一部人头脑中存在着的“语录标准”。理论上留下这个漏洞，实践上就会削弱现实的针对性。实际上，提出实践标准问题，不正是要否定所谓“语录标准”，从而打破以“两个凡是”的禁锢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的力度和实践上的针对性，主要就体现在“唯一标准”这四个大字上，说得简单点，就体现在“唯一”两个字上。这一点当时在政治上稍微敏锐一点的人都能感受得到，至于感受的深度，则因人而异。于光远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陈云说，他“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孙长江：《历史不容篡改》，载《百年潮》，2005年第5期。
在同一时期胡福明、孙长江、张德成等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当时国内的大的政治局势决定的，是拨乱反正发展的必然，是开创新道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具有战略远见和高度智慧的政治家与具有高度政治使命感的理论工作者艰难努力的体现。胡福明、孙长江有首创之功，杨西光、吴江有敏锐的政治眼光，胡耀邦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据曾担任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主编的沈宝祥回忆：萧蔚彬、黄伟经：《告别“万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184页。
当时，《理论动态》的每一篇稿都送胡耀邦审阅，由他定稿。这一篇送审了两次。第一次送审后，胡耀邦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后来，对这个稿又作了一些修改，又送审了一次，是在1978年5月6日下午。这一天是星期六，胡耀邦在他家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出发前，孙长江将修改后的文搞(已排好版)交我，请胡耀邦最后审定。这次去参加会的有冯文彬、吴江、孟凡、陈维仁、王聚武、吴振坤等人。到了他家坐下后，我就将这个稿给他。我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一下这个稿。他接过稿后，就埋头看稿子了。大家在一旁静坐。过了一会儿，他看完了这个稿说，我以为这个稿可以了。但他还是提出了两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他一边说，我一边记。他说完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回来后的第二天，即星期日，我将耀邦提的修改意见，在另一份清样上抄写清楚，星期一交给孙长江。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定稿的情况。
杨西光在1978年4月28日为这篇文章给孟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务(无)论如何，此文盼你争取五月一日前定下来，五月五日在《理论动态》上用，以便五月六日在《光明日报》上见报。此文对我们改版后，作到旗帜鲜明大有用处，务请抓紧办一下”。杨西光对这篇文章如此重视，除了推进拨乱反正外，还有另一个考虑。他到《光明日报》后决定从5月1日起改版，改进版面，扩大影响。新官上任三把火。发表这篇文章，也是他上任后的一把火。
就这样，这篇文章先后十易其稿、历时7个月，始成定稿。
胡福明当初写这篇文章初稿的时候，只有40来岁。如今他已两鬓花白，满脸沧桑，曾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的重任。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龙平平、刘金田、高屹：《细说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64页。
我在学校里是搞哲学研究的，当时从各种渠道传来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意见，我深受启发，经常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经常也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从那时起我就着手考虑写这篇文章，题目当时叫《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9月份我把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理论部王强华同志。文章到了北京以后，经过许多同志的修改，不知道改了多少稿，其中有些修改我也参加了。应该说，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初稿写作受邓小平思想的启发，修改和发表靠胡耀邦同志的支持和审定。为这篇文章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以及马沛文、王强华，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等许多同志。文章发表时与我的初稿有很大的变动，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同志的，所以最后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关于这篇文章，我只是做了我一些应该作的工作。
1978年5月5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京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日，胡耀邦请周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报告，开始了向“两个凡是”发起理论上的冲击。
经过胡耀邦的亲自审定，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于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登，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
那么，这篇文章为什么要首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而后才在《光明日报》等重要大报上发表呢？陶铠的文章说：《杨西光与真理标准讨论》，载《光明日报》，1998年5月22日。
当时，杨西光同志考虑，这篇文章只是《光明日报》一家发表，不会形成气候，需要其他新闻单位的支持和呼应。他当时曾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同志商量，文章发表后，由新华社通稿，《人民日报》转载，而要这样做，需要上面有人审阅这篇文章，而当时若将此文按正常程序送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审，是不会同意《光明日报》发表的，更不会由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转载。而当时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每期文章，都要经主管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审阅。所以，先在《理论动态》发表，此文由胡耀邦审定就是很自然的了，也避开了《光明日报》越过宣传部门的领导而直接送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嫌疑。所以，此文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后，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报纸，均相继转载。这样，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就拉开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战斗檄文，一下子就打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之处。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大讨论，引发了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大论战。
这几年有关胡耀邦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的作用问题时有争论，主要有这样两种观点。
1.国家安全部原部长、原陈云的秘书许永跃，在回答记者时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起到哪些重大历史作用时指出：国家安全部原部长、原陈云秘书许永跃答记者，载《百年潮》，2006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纠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全党还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准确地说，这次大讨论是1977年底、1978年初开始酝酿，后来见诸于报端的《光明日报》的文章，是在前期酝酿的基础上完成的。在讨论过程中，有些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困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提法的理论根据产生了怀疑。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同志曾在江西生活了3年，期间他通读了《列宁选集》。陈云同志和我说过多次，他是读过《列宁选集》的，列宁讲过这种话，毛主席也说过这个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我查了《列宁选集》，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讲，“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客观性的验证、准绳”。毛主席1963年在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这篇文章时明确写到，“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现在人们都以为完全是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实际上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的赞成和支持，年轻人是很难做到的，这一方面需要勇气，另一方面也需要有理论水平。这次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说，两位老人的心是相通的。这是政治家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局考虑，他们想的是一个党的长远发展，他们考虑的是10年、20年，甚至是上百年的问题。
2.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王强华在《我所了解的“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经过》一文中指出：王强华：《我所了解的“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经过》，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实》文从组稿、发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的同志完成的，决定发表的是总编辑杨西光。社会上有人说这篇文章组织来以后杨西光不敢发表，所以找了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并最后送请胡耀邦审查同意后才发表。这不是事实。据我所知，杨西光是横下一条心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之所以请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是他听说中央党校也在（准备）写类似的文章，为了集思广 益，把胡福明的文章改得更好，才这么做的。送请胡耀邦审阅最主要的原因是杨西光在“串连”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转载、转发时，有的同志提出最好能请某个“权威”看看。为了争取更多的媒体转载、转播，杨西光同意此文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送请胡耀邦审看。以后他听到上述《光明日报》不敢发表的传言，他认为并非如此，于是就愤然对中央党校的同志说：此文如果在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刊发，请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见《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第225、236页），以表示他愿承担此文的政治责任。据我了解，即使此文不送请胡耀邦审看，有的媒体因此就不转载、转播，杨西光也会义无反顾地把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胡耀邦组织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目的是解放思想，回击“两个凡是”。胡耀邦发动、引领这场讨论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邓小平等党内老同志支持这篇文章是真理标准讨论得以进行下去的有力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