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爷告诉我，那一年的初遇：
1966年5月，他大学四年级，准备留校教书的他因为毕业论文被扣上了资本主义高帽。出身文化世家的他被下放到偏僻的农村，进入了农改厂。
从小养尊处优的他哪里下田做过活儿，双手开始满布血茧。因为夏天的闷热无药，伤口多处化脓溃烂，而到了冬天又开始龟裂流血。每当厂里大会，他往往都要带着高帽，被众人围在中央，谩骂与咒怨交杂，却无人注意到他蜷缩的身体，还有眼里闪动的泪水..
他几近崩溃的边缘，更是多次想要自杀了解生命。每次想到家里的父亲母亲，他又咬牙撑了下来。时间长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怀疑自己所学的一切..慢慢的，他麻痹了自己的一切，开始抛弃自己原有的信仰，学着那些人嘴里粗略的谩骂和讽刺，似乎这样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就这样，他变了。文质彬彬的他便成了田埂间抽着卷烟的村人，说话粗俗不堪，目光呆滞无神，可就是这样变得普通的他遇见了她——文工团下乡表演的她。
1967年的春天，他爱上了清纯她。他为了能看到她的表演，每一天都第一个做完，第一个出现在大礼堂。为了吸引她的注意，他再次拿起了书本，试着重拾自信和光彩。即使仍旧在大会时被迫带着高帽接受谩骂和欺凌。
夏天很快到来，她也要随着文工团离开了。他哭了，来到这里第一次哭了。再苦再累，他都可以强忍，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都会随着时间而去，只有在心底生根发芽的情感，是拔除不掉的小草，随着时间而蔓延。
她走的那一天，只有他没有去送行，他说他相信会再相见。他站在山岗上，手里拿着黑色的笔记本，上面残留下两滴泪，像花儿一样的泪..
1968年，他二十六岁。一年的挣扎，他又恢复了以前的光彩夺目，文质彬彬。他开始真正适应了村里的生活，做工的闲暇时间里，他还会教授孩子读书写字，像个老师一样给予最大的关怀。
1969年，文工团再次来了。知道消息后的他抱着那本黑色笔记本赶往车站，张望着上下火车的每一个人。然而，直至天黑都未守候到她的身影..
1970年，他的父亲突然来了。因为言语失当，年过五十的老人家一样被发往了这个偏僻的地方。他极尽地帮他，做工、挨批..食物不够，尽可能的劝说父亲吃下，他常常饿着肚子做两个人的工作。
1971年，他的父亲病了，病的十分重。父亲告诉他，想要回家看看，可回不去了，只希望在他死后，他能将他的骨灰带回去，带回去给他的母亲。他再次哭了，日记本上也没有了地方再续写思念..
1972年，父亲还是去了，他遵从父亲遗愿，自愿火化将父亲放在了身边。邻居见他孝顺，介绍了一个邻家姑娘，而他本想婉拒，最后还是答应了。二十九岁了，也该成家立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