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他的上司向总部报告，说他经常与一个德国理发店的女孩密切来往。总部对此向他提出忠告：这样一种友谊对一个克格勃人员来说是完全不适宜的，他不应该企图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然而，斯塔申斯基十分机智地辩解道，他认识这位女孩已经好久，如果就此将她甩掉，事情将更难收拾，她会把详细情况说出去。他还辩解道，既然克格勃人员还需要他在西欧为他们干掉其他人，同这个德国姑娘结婚就可作为一种掩护而有助于任务的完成，同时也为他在西方的掩护身份的合法化奠定基础。于是，克格勃改变了态度，虽然并没有默许他所提出的继续与这个女孩交往的建议，但是毕竟答应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建议”。
斯塔申斯基为了爱情，似乎一切都不愿再顾及，他心中只想早些和英格结婚，逃出这个令他恐惧的间谍圈子，他常常一厢情愿地想着和英格一起生活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小村庄，拥有自己的家园、聪明的儿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斯塔申斯基与美丽的德国姑娘的爱情，使他鼓足勇气直接向克格勃头子谢列平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允许他同英格结婚。谢列平起初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但斯塔申斯基的谎言如此使人信服，以致最后这个克格勃头子终于同意他们结婚，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让他的未婚妻来莫斯科，从而确保她的可靠性。
为了同英格在一起，斯塔申斯基冒了巨大的风险，他明白，一旦英格到了莫斯科，苏联人就会把她当作人质永久地留在那里。斯塔申斯基思考再三，心中自然忐忑不安。不过，这次他总算交了好运，几天后，他被告知，首先必须告诉英格，他不是在为东德贸易部做译员工作，而是克格勃的一名成员。“你必须问她，如果你们结婚，她是否愿意全力协助你工作，如她能保证，那你们就可以来莫斯科，但是你决不能把谋杀里贝特、班德拉的事情告诉她，一点消息都不允许走漏。克格勃的头子还强调，要是不服从，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1959年圣诞节，斯塔申斯基抵达东柏林。克格勃仍然不许他回到西德，甚至不许他进入西柏林，他一直被东柏林的克格勃分子监视着。但是，英格对他的吸引力，使想逃出杀人犯圈子的斯塔申斯基又冒了一次大风险。如今，他已有丰富的经验知道如何被监视和跟踪，怎样甩掉尾巴。当再一次证实没有尾巴后，他来到西柏林，找到英格的工作地点，一家理发店。
当斯塔申斯基推开理发店的大门时，英格正在为一位男士理发，看到斯塔申斯基，英格拿推子的手禁不住颤抖起来。望着朝思暮想的亲人，她不由扑了过来，激动地投入斯塔申斯基的怀中，焦急、思念、酸楚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在英格的住所，他们共进晚餐。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激动起来，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欺诈蒙骗的生活，毫不顾忌地把他的一切全部告诉了英格，仅仅只有那两次谋杀案还保持着秘密。他向英格表示，为了爱情，他想逃往西方。
不知道为什么，经历了苏联及其卫星国限制之后，西方的自由世界对斯塔申斯基来说，似乎非常陌生，几乎成为一个令人恐怖的地方。斯塔申斯基告诉英格，他希望尽快掌握德语，以便使他能比较容易地在西方开始生活。事实上，不是他的德语水平适应不了德国的生活，而是他内心里一直在想着去美国开展新的生活。因为在美国，离苏联会更远一些，苏联与美国的对立也会使他更安全一些。
正像斯塔申斯基渴望得到英格那样，英格也着魔似地热恋着斯塔申斯基。她以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开始为他们实施出逃计划而秘密地做准备。怀着对男友的高度信任和热爱，英格不知疲倦地东奔西跑，支撑着一切。他俩一致同意，对英格的双亲决不能吐露真情，至少在目前，斯塔申斯基还必须充当译员的角色，用莱曼这个名字。
要结婚，就要取得克格勃的允许，从而使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更危险的代价---去莫斯科。他们假称去华沙出差，告别了英格的父母亲，辗转来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街上游玩，斯塔申斯基带着英格走遍了莫斯科的每一条大街和公园。也许是英格的天真和对斯塔申斯基的忠诚使克格勃相信了她，也许是由于英格虽然在西柏林工作，实际上却住在东柏林。总之，他们发觉似乎他们的克格勃上司根本就没有发现他们想逃跑的想法。
按照英格父母的意愿。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在西德的一座新教堂里举行了婚礼。虽然苏联人非常厌恶宗教仪式，但斯塔申斯基指出，举行这种仪式，他被怀疑为克格勃间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于是，他的克格勃上司勉强接受了这个主张。
1960年5月，他们接到克格勃的命令，返回莫斯科。这次他们仍然谎称去华沙，以便保持英格父母对斯塔申斯基的原有印象。
在莫斯科，斯塔申斯基自学英语，时刻准备着走出这个杀人的圈套。他俩无时无刻不感到被监视和被考察的不安。这使英格内心里对苏维埃政权日益敌视，并对斯塔申斯基总是延迟外逃日益不耐烦。事实上，对于斯塔申斯基来说，克格勃经常的洗脑已使他感到去西方同留在莫斯科简直一样的可怕。多年的间谍生涯使他非常明白，如果他敢耍花招，迎接他的必然是冷冰冰的枪口。无论他逃往何处，克格勃的魔爪都会向他伸来。
一天，早就怀疑寓所内装有窃听器的英格，催促斯塔申斯基彻底检查一下住房。果然，他发现房间里藏有一台磁带录音机。现在他们完全清楚了，不仅他们同亲友的来往书信受到检查、每次外出受到监视，而且住所里也安有窃听装置。从此以后，他俩要说什么秘密话，要么只能去公园，要么就只能用纸进行笔会，用完之后立即将这些字纸小心地烧掉。
“这不是生活，简直是个活地狱，我们一定要尽快设法逃走。”英格激动地对斯塔申斯基说道。她确实已经忍无可忍。
还有更使他们震惊的事。9月，英格发现她怀了孕。他俩兴奋不已，斯塔申斯基顺便向他的克格勃领导提起了此事。结果，这位克格勃头子怒气冲冲，命令他立即带英格去医院施行人工流产手术，因为他们有了孩子，就意味着他的间谍生涯将会中断。“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就得把这个孩子交给一家养育院，让他在那儿生活。”面对残酷命令，斯塔申斯基毛骨悚然，无言以对。这个决定真正地刺痛了斯塔申斯基和英格，他们决心尽快地冲出樊笼。
一旦把逃跑作为他们首要的目标，就必须尽快摆脱这种监狱式的生活，离开莫斯科。斯塔申斯基横下一条心，想方设法装得特别勤勉、愿意合作，以向克格勃显示自己仍然是一个忠于苏联的有价值的特工人员。他设法说服克格勃让英格去东柏林作一次短暂休假。斯塔申斯基向他们提出，如果英格的父母不能很快看到他们的女儿，他们必然会提出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甚至用从未表现过的狡狯，设法向克格勃暗示，他的妻子不在身边，他就能更努力更有效地工作。使斯塔申斯基窃喜的是，克格勃这次又中了他的计谋，英格突然得到出国许可证。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走向成功的启明星。只要英格能离开莫斯科，那么他就有理由或者有机会出境。他们私下订了一个计划：英格无论如何要设法把在东柏林的逗留拖到她的分娩期，那时她就发一封电报，请求谢列平让斯塔申斯基到东柏林来照顾她。
英格在东柏林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直接监视，甚至她给丈夫的信件、走访双亲，都要得到克格勃的允许。为了实现出逃计划，英格设法住进了医院，以拖延停留期，使她的孩子免遭流产或送往养育院。1961年3月31日，英格给她的丈夫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看到电报，斯塔申斯基高兴不已，他不仅为得到儿子，也为他们的秘密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即刻报告谢列平，请求允许他前往东柏林探望妻子和小宝宝。令他恼火的是，这次请求遭到了拒绝。谢列平告诉他，“由于你夫人健康上的原因，我们已经两次延长了她的停留期。现在，她应该回莫斯科来。”这使斯塔申斯基先前的高兴一扫而光。看来，他们出逃的计划将化为泡影。
斯塔申斯基只好写信告诉英格“注意身体，养好宝宝”。
他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寻求到离开莫斯科的办法。
4个多月过后，英格打电话给她在莫斯科的丈夫，痛苦地告诉他，他们可爱的儿子死了。接着，斯塔申斯基又接到一封他岳父发来的电报，要求他在自己的儿子离开之前，看上他一眼。从这个意想不到的悲痛消息中，似乎又露出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斯塔申斯基沉痛地诉说了这一切，要求前往东柏林，看一眼他那死去的儿子。也许由于牵涉到一个东德家庭，克格勃软了下来，他们答应，他可以参加儿子的葬礼，但必须有一个护卫队员陪他一起前往。
8月l0日，斯塔申斯基在一名克格勃特务陪同下飞往东柏林。尽管克格勃的眼睛到处都有，斯塔申斯基仍向英格暗示，他已准备就绪，可以随时逃跑。
葬礼定于8月12日在靠近边界的达尔哥夫墓地举行。斯塔申斯基计划就在这一天逃跑。“在埋葬我的孩子那一天，我们拟定了逃跑计划……因为往后就会太迟，就会对我施加压力，逼我立即返回莫斯科。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被三辆汽车监视着，这些车都停放在附近街道的战略地位上。我们被监视哨包围着。一旦我们单独在一起，没有人在听觉范围内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地盘算如何不知不觉地溜走。我们一方面研究街道图，另一方面了解克格勃的汽车停在哪儿。我们俩都千方百计地愚弄我们的监视者”。斯塔申斯基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
那一天，在走向墓地的路上，英格表现得非常的镇静，她眼中噙着泪水，呆呆地注视着向前移动的儿子的遗体。她嘱咐她的16岁的弟弟弗里茨，待会儿他得自己把这些花圈拿到墓地。通向安全庇护所的路只有一条，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借着花圈作屏障，俩人来到花园尽头一所房子的后面，沿着旁边的栅栏小心地贴着地面前进，以避开克格勃的视线。穿过一片灌木林，他们到达了安全庇护所。按照事前约定，弗里茨给他们提来了行李---一个轻便手提包。在确知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他们随即向北郊法尔肯泽进发，在那里他们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在东柏林他们上了一列电气火车，两个小时后他们便到达了西柏林的盖桑德布兰嫩车站。他们终于成功了。
对于斯塔申斯基和英格究竟是如何逃往西柏林的，人们疑团累累。他们为什么要先去东柏林的法尔肯泽，而不直接坐出租车去西柏林？为什么这段时间克格勃竟没有发现他们失踪，或者发现了却没有去搜索？他们是否很早就得到美国或其他什么情报机关的帮助？等等，令人费解。
1962年10月19日，西德司法当局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提前2年被释放。为了防止克格勃加害于斯塔申斯基，他被美国用一架军用飞机秘密带出德国，定居在美国。
至于英格，则早已改名换姓，去西德斯图加特一家理发馆工作。为了彻底掩盖真相，她于1964年6月23日宣布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离婚。后来，她又悄悄地消失了……飞行员失踪之谜。
1986年10月16日，以色列飞行员埃拉德像往常一样驾驶着战机，执行轰炸黎巴嫩的任务，目标是黎巴嫩境内抵抗力量武装组织的据点。没想到就在飞到黎巴嫩南部城市苏尔附近时，战机突然出现机械故障，直向地面俯冲下去。埃拉德和同机的另一名飞行员紧急跳伞，后者因为携带了一部小型报话机而与以色列地面部队取得了联系，最终得到营救。但不幸的是，埃拉德却落入黎巴嫩什叶派武装组织“阿迈勒”运动的手中，至今音信全无。
这就是阿以争端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以色列飞行员埃拉德失踪事件”，同时也是很难解开的一个谜。
不管是派出神通广大的“摩萨德”人员四处侦察，还是通过有关政府谈判提出交换条件，以色列政府都没有了解到埃拉德的任何行踪现年41岁的埃拉德无论是在家人的眼中，还是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位出色的英雄。埃拉德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巴蒂娅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埃拉德三兄弟。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埃拉德坚强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勤奋好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军事学院，毕业后他选择在空军服役，当了一名飞行员。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埃拉德成功地排除了“鬼怪式”战机发动机出现的故障，平安返回地面，并因此受到空军的嘉奖。埃拉德在黎巴嫩失踪后，以色列的反应十分强烈。新闻媒介把之称为一个“重大事件”，埃拉德也因此成了以色列家喻户晓的英雄。
在埃拉德失踪的14年间，以色列政府为寻找他的下落可算是绞尽了脑汁，不仅派出了神通广大的情报机构“摩萨德”人员四处侦察，而且还出动了别动队绑架黎巴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负责人20多人，其中包括6年前被绑架的迪拉尼和11年前被劫持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奥贝德等重要人物。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还希望能通过有关政府谈判提出交换条件，查出埃拉德的下落。但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政府的这些努力都没能奏效。
